1998年、1999年出現第三次“賣難”。入世在即，政府決定徹底地改革體制，主要依靠市場機制進行棉花資源的合理配置，棉花購銷價格放開，主要由市場形成。誰知這樣一來，多年積累的產銷矛盾促使棉花價格大跌，到了2000年又促成了第三次“買難”。

三次“賣難”與三次“買難”交替出現，似乎是市場與政策的一場“蹺蹺板”游戲，“賣難”時放權、降價，“買難”時收權、提價。政策實施看似十分到位，實則比市場滯后許多。

以1995年4月為例，我國的新棉花價格（17000元/噸）公布時，國際棉價高達18900元/噸，但是我國新價格實施時已經到了10月份，這時的國際棉價已經跌至14000元/噸，此后一直保持在13000元/噸左右，而我國的價格則始終保持在17000元/噸附近，毫無競爭力可言。海關的數據表明，1995年至1998年8月，我國凈進口棉花228萬噸，占現有棉花庫存的65%。可見，1995年后不具備競爭力的國內棉價導致了外棉的涌入，進一步加劇國內的供求矛盾。

入世之后，發(fā)改委的調控手段從市場準入和確定價格轉向了進口配額的管理。配額管理主要是通過進口改變供求關系最終影響棉花價格。但是由于存在前邊所說的發(fā)達國家依靠高額補貼拉低棉價的事實存在，發(fā)改委再次處于尷尬的“蹺蹺板”的境地，一邊是低于成本的國內棉價，一邊是低于國內棉價的國際棉花。不進口，國內紡織企業(yè)競爭力減弱；進口，進一步拉低國內棉價，棉農利益受損。

其實，目前的宏觀調控存在一個誤區(qū)，那就是緊盯著價格去調控。過去是通過行政干預的方式直接影響價格，現在是通過配額間接影響價格。其實手心手背都是肉，關鍵不在于如何平衡矛盾，而是要一舉消除矛盾。首先要將維護農民利益與價格托市脫鉤。借鑒美國以成本為基礎的銷售貸款方式，簡單地說就是無論市場供求關系如何、無論價格如何變化，都與對農民的補貼無關，把農民與市場隔離開來，給農民吃定心丸。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首先被印度、巴基斯坦采用，兩國的棉價比國際價格還要低20%多，這不僅使其紡織企業(yè)處于優(yōu)勢地位，而且還為國內棉農打開了國際市場。當然，它們采取的也是類似美國營銷補助貸款的補貼計劃——基于預期的生產成本而不是市場價格。具體地說就是棉農以尚未收獲的棉花作為抵押，向政府的信貸公司進行貸款，貸款的價格高于生產成本。收獲之后，如果市場價格高于貸款價格，棉農可以選擇賣掉棉花歸還政府貸款，如果市場價格低于貸款價格，棉農可以將抵押的棉花交給政府而不償還貸款。只有在這種前提下，農民才能消除后顧之憂放心地種植，而不是在盲目種植中承受大起大落的悲歡。

同時，還需要增大科研投入，努力提高單產，爭取大幅度提高棉花總產量。1949年的棉花單產只有10.59千克，2007年已經達到了90.64千克，增長了756%。單產增加一倍其實等于棉花種植面積擴大了一倍。

總之，低棉價才有出路。不僅不要抬高棉價，而且要通過中儲棉公司將棉農抵押的棉花在棉價上漲時拋售出去，壓低市場價格，使國內棉價始終保持在與國際棉價同一水平甚至更具競爭力的水平，以便在產量大幅增長時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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