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觀念將道德爭論看成我們對各種特殊情況的判斷和我們通過思考所信奉的原則之間的互動。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的對話和亞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學(xué)。然而，盡管傳統(tǒng)深遠，它仍然受到以下的挑戰(zhàn)：

如果道德反思就在于在我們的判斷和所認同的原則之間找到一個合宜點，那么，這種反思又如何把我們帶向公正和道德真理呢？即使我們終其一生都能成功地將我們的道德直覺和有原則的信念整合在一起，我們又能有多大的信心能說這種結(jié)果不過是一系列自圓其說的偏見呢？

答案在于，道德反思并不是個體的追求，而是公共的努力。它需要一個對話者—一個朋友、一個鄰居、一個同志或一個公民同胞。當(dāng)我們與自己爭論時，這個對話者可以是想象的而非真實的。然而，我們不可能僅僅通過內(nèi)省而得出公正的意義以及最佳的生活方式。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將普通公民比作一群被囚禁在洞穴里的囚犯。他們所見到的所有景象都是墻上的影子，是他們永遠不能理解的事物的投影。在這里，只有哲學(xué)家能夠從洞穴中走出，來到陽光之下，從而見到事物的真相。蘇格拉底認為，如果人們能夠把哲學(xué)家再次誘騙至他們所生活的黑暗之中，那么由于哲學(xué)家看到了太陽，因而只有他才適合統(tǒng)治那些穴居者。

柏拉圖的意思是：要想抓住公正的含義以及良善生活的本質(zhì)，我們就必須超越偏見和日常生活的慣例。我認為他是對的，可并非完全正確。穴居者們的要求應(yīng)當(dāng)?shù)玫綕M足。如果道德反思是一種對話—如果它需要在具體情境中的判斷和影響這些判斷的原則之間左右權(quán)衡的話—它就需要各種觀點和信念作為基礎(chǔ)和材料，而無論它們多么片面和原始。一種與墻上影子毫不相關(guān)的哲學(xué)，只能催生出一種貧瘠的烏托邦。

當(dāng)?shù)赖路此嫁D(zhuǎn)變成政治反思時，當(dāng)它詢問應(yīng)當(dāng)用什么樣的法律來管理我們的集體生活時，它就需要參與到城市的騷動中，參與那些使公眾心煩意亂的各種爭論和事件。政府救助、價格欺詐、收入不平等、反歧視行動、服兵役以及同性婚姻的討論，都是政治哲學(xué)探討的內(nèi)容。它們促使我們不僅在家庭和朋友面前，也在我們國家的那些高要求的公民面前，闡述并維護我們的道德觀和政治信念。

更為苛刻的還是政治哲學(xué)家，無論古代還是現(xiàn)代，他們都以一些激進的、令人驚訝的方式來思考那些使公民生活富有生氣的觀念—公正與權(quán)利，義務(wù)與同意，榮譽與德性，道德與法律。亞里士多德、伊曼紐爾·康德、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以及約翰·羅爾斯都是這樣的人物。但在本書中，他們的出場卻并不是按時間先后排序的。本書并非一本觀念史，而是進行道德和政治反思的旅程，其目的并非在于向人們展示在政治思想史中誰影響了誰，而在于促使讀者將自己關(guān)于公正的觀念付諸批判性的檢驗，了解自己的真實想法，以及這些想法來自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