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現(xiàn)在各縣市都有有關(guān)攤販的相關(guān)法令，但市政機關(guān)是行政單位，沒有權(quán)去給流動攤販開單處罰，只有警察才有這個權(quán)力。只是警察面對攤販又常常睜只眼閉只眼，取締起來不是那么的積極。有人可能會覺得奇怪，警察不是執(zhí)法者嗎？怎么可以這樣不作為。但是你想想，要是真的嚴格執(zhí)行，恐怕臺灣有一半的夜市要消失了。

會做流動攤販，一般來說都是社會比較基層，生活有些困難的才會做。要是警察又強力取締，這豈不是要斷人家生路？可是站在警察的角度，上面有要求市容的壓力，也不得不去做。倒也不是說兩者的關(guān)系一開始就那么和諧，這也是一種慢慢取得的平衡。換句話說，就是雖不滿意，但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協(xié)。

所以就有一些變通方法了。以前就常常聽說，每次警察來了，攤販就派出一個“代表”，是要接受表揚嗎？當然不是，代表罰錢，罰了之后警察交差了事。而罰多少錢，附近攤販就錢均攤湊一湊大家，算是交個規(guī)費。

時間久了，攤販可能與地方產(chǎn)生一些“共生”關(guān)系。比如說，學生早上上學，還來不及吃飯，就在路上的早餐車買。對啦！就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里第一幕出現(xiàn)的那種早餐車買早餐；晚上肚子餓了，餐廳都關(guān)了，可能也只還剩下攤車點著燈光靜靜為你守候。很多人說臺灣的生活機能方便，很大的原因要歸功于這些流動攤販。要是少了這些流動攤販，恐怕很多人又要嫌不方便。

“流動攤販”這個族群在地方基層民意代表的眼中，可是票源之一。雖然警察有法令在手，但大家都知道這種法是參考用的；其實基層警察都知道，跟小區(qū)人士打好關(guān)系對自己的業(yè)務推行是絕對有好處的，所以也不會太刁難這些基層民眾，就是口頭上勸導開開單而已，只是偶爾會來次嚴格執(zhí)行。如果執(zhí)行過當，就會見攤販“嗚嗚嗚”地跑去找選區(qū)議員要他幫忙說情施壓。

這時，就會見到議員跑去拍警察局長的桌子：“你敢動我的選民我就刪你預算！”你說議員真的不知道執(zhí)法的重要嗎？他當然知道了，只是，他認為照顧他的選民，顧好他的票源可能更重要。

攤販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算是“非法”擺攤，要是做得太過分太囂張，制造太多臟亂，讓附近民眾不爽，就會引來警察的“嚴格執(zhí)行”，所以流動攤販大多挺低調(diào)，做好自己的生意，盡量不要留下太多垃圾，大家都方便。就在大家都做做樣子中，攤販、警察、民眾取得了一種奇妙的平衡。

其實我們常說“法律不外乎人情”就是這樣。法條是冷冰冰的，人情暖乎乎，但這也不是說法治不重要。這“人情”可不是“心情”，給你方便也不能當作隨便?！叭饲椤睉撌且环N在法治之下的互相尊重，我感謝你為我開了一點方便之門，我也給你留一點情面，都沒有超過各自應有的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