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詩經》的影響,在孔子孟子的時代便已極大了。希臘的詩人及哲學家,每稱舉荷馬之詩,以作論證;基督教徒則舉《舊約》《新約》二大圣經,以為一己立身行事的準則;我們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則其所引為辯論諷諫的根據,或宣傳討論的證助者,往往為《詩經》的片言只語。此可見當時的《詩經》已具有莫大的威權。這可見《詩經》中的詩,在當時流傳的如何廣!
《詩經》在秦漢以后,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來的巨大威權。這乃是時代的自然淘汰所結果,非人力所能勉強的。但就文學史上而論,漢以來的作家,實際上受《詩經》的風格的感化的卻也不少。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東方朔的《誡子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詩》,仲長統(tǒng)的《述志詩》,曹植的《元會》《責躬》,乃至陶潛的《停云》《時運》《榮木》,無不顯然的受有這個感化。
然而,在同時,《詩經》卻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運: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一方面她的真價與真相卻為漢儒的曲解胡說所蒙蔽了。這正如絕妙的《蘇羅門歌》一樣,她因為不幸而被抬舉為《圣經》,而她的真價與真相,便不為人所知者好幾千年!
《詩經》中所最引人迷誤的是風、雅、頌的三個大分別??追f達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x、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薄睹娬x》關于賦比興,我們在這里不必多說,這乃是修辭學的范圍。至于風、雅、頌三者,則歷來以全部《詩經》的詩,屬于其范圍之內。三百篇之中,屬于“風”之一體者,有二南、王、豳、鄭、衛(wèi)等十五國風,計共一百六十篇;屬于“雅”者,有《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屬于“頌”者,有《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对姶髷ⅰ氛f:“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且砸粐拢狄蝗酥?,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炚撸朗⒌轮稳?,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敝祆湔f:“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舴蜓拧㈨炛?,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詩經集注序》《詩大敘》之說,完全是不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