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追尋美德？

不首先回答為何追尋美德的問題，《追尋美德》一書就失去了寫作出版的全部理由和意義。麥金太爾給出的理由是根本性的、絕對的。他斷定，近世以來的普遍規(guī)范倫理非但沒有承擔，且事實上也不能勝任作為西方傳統(tǒng)美德倫理的替代品的道德文化使命。其所以如此，蓋因現(xiàn)代普遍規(guī)范倫理本身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內(nèi)在矛盾：一方面，它宣稱自己具有普遍理性的真理基礎，這一基礎確保了普遍倫理規(guī)范的正當合法性和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這種所謂普遍理性主義的規(guī)范倫理學實質上始終堅持著一種自由個人主義的道德價值立場，且這種自由個人主義或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道德價值觀之核心理念乃是“個人權利”，而任何“基于個人權利”的道德訴求最終都只能以個人自身的權利要求作為其道德行為的根本理由，因之所謂“普遍理性”（the universal reason，亦即“普遍理由”）很難超脫道德理由個體化局限，也很難克服由此所產(chǎn)生的諸個體道德理由之間的互競和沖突。這一道德事實不僅造成了現(xiàn)代道德的“無公度性”或“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使其陷入了無休無止的道德分歧和爭論之中，而且直接導致倫理學的非理性和情感化失落：由尼采的道德譜系學（genealogy of moralities）所代表的現(xiàn)代非理性主義道德思潮和摩爾的“元倫理學”（meta*瞖thics）所代表的現(xiàn)代情感主義倫理學，不知不覺中成了現(xiàn)代道德理性主義的命運和歸宿。誠然，尼采借助其“超人”想象所構造的精英化的道德譜系學也無可挽回地失敗了，如同摩爾借助其知識論獨斷所構造的“元倫理學”必然失敗一樣。但是，尼采之失敗不同于摩爾的失敗，更不能與康德所代表的現(xiàn)代理性主義的普遍規(guī)范倫理學的失敗同日而語。尼采的道德譜系學的失敗是一種英雄主義的失敗，它過分地相信了古希臘英雄時代的貴族道德，忽略了現(xiàn)代社會的民主要求，而在現(xiàn)代民主政治與市場經(jīng)濟的社會語境中，再也找不到貴族和貴族道德生存的土壤。不過，尼采終究洞穿了現(xiàn)代性道德的“洞穴偶像”：一種凌駕或超脫于民族文化傳統(tǒng)或特殊道德共同體倫理語境之外的所謂普遍理性主義規(guī)范倫理不是一種道德虛構，就是一種倫理欺騙。道德和作為道德知識體系的倫理學首先是、且根本上只能是譜系化的、異質的，諸道德譜系之間的異質性差異甚至是不可克服的。摩爾和整個現(xiàn)代“元倫理學”的失敗更像是康德和整個現(xiàn)代理性主義普遍規(guī)范倫理學失敗的一種反諷：對倫理學的科學主義知識論尋求，如同普遍理性主義規(guī)范原則（原理）的尋求一樣，只是從一個不同的角度或方面，即技術理性的方面--遭遇到了尋求某種普遍終極道德真理的絕望，同時也背叛了倫理學作為人文學的知識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