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幸災樂禍的心理起于人我的比較，惻隱之心更是如此，雖然這種比較不必盡浮到意識里面來。儒家所謂“推己及物”，“舉斯心加諸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指這種比較。所以“仁”與“恕”是一貫的，不能恕決不能仁。恕須假定知己知彼，假定對于人性的了解。小孩虐待弱小動物，說他們殘酷，不如說他們無知，他們根本沒有動物能痛苦的觀念。許多成人殘酷，也大半由于感覺遲鈍，想象平凡，心眼窄所以心腸硬。這固然要歸咎于天性薄，風俗習慣的濡染和教育的熏陶也有關系。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職業(yè)習慣的影響于此可見。希臘盛行奴隸制度，大哲學家如柏拉圖、亞理斯多德都不以為非，在戰(zhàn)爭的狂熱中，耶穌教徒禱祝上帝殲滅同奉耶教的敵國，風氣的影響于此可見。善人為邦百年，才可以勝殘去殺，習慣與風俗既成，要很大的教育力量，才可挽回轉來。在近代生活競爭劇烈，戰(zhàn)爭為解決糾紛要徑，而道德與宗教的勢力日就衰頹的情況之下，惻隱之心被摧殘比被培養(yǎng)的機會較多。人們如果不反省痛改，人類前途將日趨于黑暗，這是一個極可危懼的現(xiàn)象。

凡是事實，無論它如何不合理，往往都有一套理論替它辯護。有戰(zhàn)爭屠殺就有辯護戰(zhàn)爭屠殺的哲學。惻隱之心本是人道基本，在事實上摧殘它的人固然很多，在理論上攻擊它的人亦復不少。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攻擊戲劇，就因為它能引起哀憐的情緒，他以為對人起哀憐，就會對自己起哀憐,對自己起哀憐，就是缺乏丈夫氣，容易流于怯懦和感傷。近代德國一派唯我主義的哲學家如斯蒂納（Sterner）、尼采之流，更明目張膽地主張人應盡量擴張權力欲，專為自己不為旁人，惻隱仁慈只是弱者的德操。弱者應該滅亡，而且我們應促成他們滅亡。尼采痛恨無政府主義者和耶穌教徒，說他們都迷信惻隱仁慈，力求妨礙個人的進展。這種超人主義釀成近代德國的武力主義。在崇拜武力侵略者的心目中，惻隱之心只是婦人之仁，有了它心腸就會軟弱，對弱者與不康健者（兼指物質的與精神的）持姑息態(tài)度，做不出英雄事業(yè)來。哲學上的超人主義在科學上的進化主義又得一個有力的助手。在達爾文一派生物學家看，這世界只是一個生存競爭的戰(zhàn)場，優(yōu)勝劣敗，弱肉強食，就是這戰(zhàn)場中的公理。這種物競說充類至盡，自然也就不能容許惻隱之心的存在。因為生存需要斗爭，而斗爭即須拼到你死我活，能夠叫旁人死而自己活著的就是“最適者”。老弱孤寡疲癃殘疾以及其他一切災禍的犧牲者照理應該淘汰。向他們表示同情，援助他們，便是讓最不適者生存，違反自然的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