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把托馬斯的詩譯成英文的人是美國詩人兼翻譯家羅伯特 · 布萊（Robert Bly） 。他的翻譯方法跟佛爾頓的完全不同。從事翻譯工作的詩人有時隨意改他們所翻譯的詩的原文。布萊先生就是他們里頭的一個。托馬斯 1958 年發(fā)表的詩集《路上的秘密》中有題名為“巴拉基列夫的夢”的一首詩。其中的一闋佛爾頓譯得很正確 ：“There was a field where the plow lay / and the plow was a fallen bird” 。董繼平把這闋譯成 “有一片田野放著一臺犁 / 而這臺犁是一只墜落的鳥兒。 ”我讀這闋詩的時候就看那臺犁的一端躺在土地上，另一端以四十五度的角度傾斜往上，正像一只斷了翅膀的鳥。布萊把這個非常戲劇性的意象譯成“and the plow was 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 ，逼著讀者接受那犁垂直地立在田里。布萊 1970 年初把他的譯文寄給托馬斯看。托馬斯回答說 ： “你那‘a(chǎn)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比我的‘a(chǎn) crushed bird’好得多。 ”托馬斯的回答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認(rèn)為詩人已發(fā)表的詩不屬于他自己，屬于他的讀者，屬于全世界愛好詩歌的人。因此，詩人不應(yīng)該讓譯者隨意改詩的原文。

在史坦納（Georg Steiner）的巨著《巴別塔之后：語言與翻譯層面》 （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1975 年）中作者指出，翻譯在其他特性之外，也是自我否定的成品，翻譯家必須服務(wù)原文而絕不該將自我強加于原文之上。但他也指出，所有的翻譯就像所有的閱讀行為，甚至聆聽行為一樣，也是編輯與詮釋的成品。如果詩人（The poet）是造物者（Creator）（實際上就字面來看這也是 Poet 這個詞的基本意義），那么最理想的譯者應(yīng)該是技術(shù)極為純熟的工匠。我們知道古代東方及西方的文明中，工匠是奴隸。自我否定是奴隸的基本美德之一。但因為翻譯的任務(wù)也涉及到編輯及詮釋，譯者也必須化身為演員。譯者必須模仿原文作者，而其譯作必須近似原文。雖然有時譯文的文學(xué)質(zhì)量因各種原因似乎會優(yōu)于原文，但譯者絕對不可試圖超越作者。

據(jù)我看，譯者實際上應(yīng)如奴隸一般工作。譯者應(yīng)該體認(rèn)到自己的雙重責(zé)任：對原文的作者與譯文的讀者負(fù)責(zé)任。譯者的工作對象是文本。這些文本可能有各式各樣的形式。文本可能切劃成長短不一的段落，除了語言本身存在的韻律規(guī)則外，別無其他韻律規(guī)則將這些段落組合在一起。有的文本以或多或少嚴(yán)格精確的規(guī)則組合在一起。這些規(guī)則規(guī)范了段落的長短與音節(jié)的重音或輕音，句讀和韻律要素，列入尾韻和頭韻。譯者的職責(zé)在于盡可能忠實地傳遞原文的信息，甚至原文形式及結(jié)構(gòu)所夾帶的信息部分。

兩種語言之間，有時會有極大的差異，甚至任何將詩歌形式從一種語言轉(zhuǎn)換成另一種語言的嘗試，都注定會失敗。翻譯古代中國詩歌，無論是講平仄的近體詩或不講平仄的古詩，譯者面臨的巨大障礙都表現(xiàn)在幾個特色中。像《孔雀東南飛》之類的詩歌中一長串的韻文，無法在西方語言中找到對應(yīng)。平仄的對比當(dāng)然不能譯成缺乏聲調(diào)的語言。五言詩和七言詩中，停頓的固定位置，也無法保存于譯文中。當(dāng)然，絕句和律詩中對偶句子的安排，譯文中很難反映出來。

每一種語言有其內(nèi)在的節(jié)奏。請看以下的漢語、瑞典語和英語的例子（ta 代表一個讀輕的音節(jié)，tám 代表一個讀重的音節(jié)）：

孩子睡在床上。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Barnet sover p? s?ngen.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The child is asleep on the bed. ta tám ta ta tám ta ta tá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