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與時任代理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同外國人一起合作整編接受過西方兵法訓練的步兵與騎兵，謀劃制造汽輪的相關事務。他自己對此深信不疑，認為外國人的行為舉止均出于正直誠實的規(guī)矩與和平友善的原則，認為外國人對中國并未居心叵測。明白了上述鋪陳于我們面前的事實之后，我們才能夠在別的事情上作出正確的論斷。

因此，在此種想法的指導下，李鴻章認為：

在同外國人接觸之時應當采取適宜的政策。某些事務的處理則無須過于迫切而匆忙，居于皇城的外國大臣很明顯也并未有要求即刻得以處理的打算。

倘若皇帝成年之后可以采取所提議的政策則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這樣，難以解決的局面則不會出現了。

李鴻章終其一生均堅信此政策的可行性。距他對此政策進行細致闡述三年之后，他取代曾國藩擔任直隸總督一職。在此職位，即為大清帝國最為緊要的省城與都城的外交前哨的職位上，他馬不停蹄為清王朝奉獻了大約有25年之久，在此期間幾乎從未間斷。根據大清王朝的法典，長時間擔任相同官職是違反慣例的，不過老佛爺慈禧太后自己就是王法，她總是在這些事情上標新立異，開歷史之先河。慈禧太后知人善任，判斷與鑒別力極強，所以，依據自己的鑒別力，她絕對有理由認定李鴻章在此事中是無可非議的。盡管總是有因為妒忌或者蔑視外國的大臣對李鴻章進行口誅筆伐，駁斥他奉行投降政策，不過太后很快就倚仗經驗了解到，在同歐洲人的戰(zhàn)爭里，官僚之中并無一人可以如同李鴻章一般拯救中國的形象與尊嚴，也并無一人可以如同李鴻章一般與兵臨城下的敵人鎮(zhèn)定地進行商談。

在處理同外國人的關系上，李鴻章極力主張的原則以及采用的方法在之后被廣泛地學習與利用。然而，單純就它們和李鴻章所擔任官職的地位之間的關系而言，我們則會明顯地發(fā)現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只要是在李鴻章活動的區(qū)域之中，但凡是他所處理的任何事件，李鴻章均會深信不疑地施行著和平調解的政策，這一政策在上文所提及的奏折中以及很多別的場合下均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奉行這樣的政策，李鴻章因此令自身成為對外國人卑躬屈膝的批判對象，他對此非常明白；所以，他總是被批駁為懦弱無恥與崇洋媚外，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他一方面遭到了御史的斥責與彈劾，而另一方面，張之洞與別的碌碌無為的空想家亦對其的和解原則極盡嘲諷之能事。李鴻章生性平和，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他的毀損者卻忘記了這樣一件事情：李鴻章的政策主張與外交手段是因為他對清政府無力阻止西方列強的擴張的肯定，這是絕對正確的看法。他并未沉迷于天朝上國的美夢中洋洋自得，反而以巧妙的方式與西方列強斡旋；與此同時，他傾個人之力進行了一系列努力，試圖令自己的國家如日本明治維新一般擺脫財力貧乏、國勢衰微的處境。重組華北的防御體系亦是他的計劃之一，但是地方自治制度卻令他的這一目標難以推進。但是，倘若其他人反過來控訴他，他完全能夠對這些批駁自己的人指出，他們當中并無一人可以給出更完善的建議或連貫可行的政策。他亦可以懷著理所應當的驕傲的情緒指出，因為他在自己的轄區(qū)之中嚴禁任何對外國人的攻擊行為，所以，他在抵御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攻擊的理由與成功的概率上較別的總督而言做得最好。中國所有階層的人民都一致認為，倘若1900年時李鴻章依舊在天津任職，那么義和團運動絕不可能持續(xù)壯大甚至超出山東省的范圍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