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長期增長領域的研究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出現了新的萌芽，但宏觀經濟學家在戰(zhàn)后時期更感興趣的是經濟周期的研究。當他們試圖更好地理解穩(wěn)定政策——避免突發(fā)且代價高昂的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時，幾乎沒有經濟學家致力于長期增長決定因素的分析。此外，主流經濟學不得不面對演化經濟學的挑戰(zhàn)。以集大成者納爾遜和溫特（Nelson and Winter，1982）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在20世紀70年代發(fā)表了一系列的論文。這些論文作者關注對于企業(yè)和產業(yè)組織如何隨時間演化的基本問題的批判。他們明確反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利潤最大化和市場均衡的基本假設。他們認為這些假定無助于理解技術創(chuàng)新和企業(yè)之間的動態(tài)競爭。為了替代這些假設，他們提出：經濟學應該借用生物學的自然選擇概念，構建一個更準確的商業(yè)行為的進化理論。他們承認，企業(yè)一般都是受利潤所驅使，并尋求提高利潤的方法，但他們并不認為他們必將使利潤最大化。同樣，他們強調盈利更多的公司傾向于將盈利較少的公司驅逐出市場。他們的新范式和分析框架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能夠開發(fā)出更連貫和有力的模型來解釋在經濟增長和技術變革的條件下，有競爭力的公司如何動態(tài)演變的，還因為他們的方法被認為與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結果是相一致的。最后，他們的研究對福利經濟學和政府的產業(yè)政策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演化經濟學理所當然在后來成為許多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的靈感之源。

在新古典主義的傳統內部，直到20世紀80年代情況才有所變化。一些杰出的研究者決定重新研究國家之間在經濟表現上的差異。他們的動機可能是能夠使用新的跨國數據，揭示不同國家經濟績效的主要差異，從而能夠進行實證上的比較分析。安格斯·麥迪森等經濟史學家的工作，喚醒了人們對經濟增長重要性的認識。研究數據令人困惑，而且一直如此。對經濟增長的調查結果和世界各個地區(qū)迥異的經濟表現表明，增長在不同國家和地區(qū)之間的確是不均勻的：從1900年至2001年，西歐人均GDP增長了5.65倍（西方附屬國增長了5.7倍），與之相比，拉丁美洲這一數字為4.2，東歐為3.2，非洲僅有1.5。[1]在過去的30年當中，生活在高經濟增長國家或與OECD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相當的國家的人口數，已經從10億增加到40億，增加了3倍（增長與發(fā)展委員會，2008）。

[1] Maddison（2006），也可參見《世界經濟千年統計》（www.ggdc.net/madd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