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六七月間,羅癭公連續(xù)兩次致信梁啟超,卻透露出另外一些信息,說明當(dāng)時這些人之間,關(guān)系是相當(dāng)微妙和復(fù)雜的。他開門見山就說:“近日黨爭極烈,朝暮變更,所謂政客之推戴,至不可恃,政黨之道德太薄,各懷利己之私,不獨同盟會為然也。”(同上,641頁)這時,似乎有一種在同盟會、共和黨之外組織第三黨的主張,并且準(zhǔn)備擁戴梁啟超為黨魁。提出這個主張的,主要就是共和建設(shè)討論會與國民協(xié)會的人。他們與梁啟超關(guān)系密切,人所共知,但他們與統(tǒng)一黨、共和黨的關(guān)系卻不很融洽,合并之事,久議不決,因此才有組織第三黨的打算。但他們的組織都很小,人不多,“思自立一幟,而無以為之招”(同上,643頁),于是想拉梁啟超作為他們的旗幟、招牌,“所以為此者,恃公為之幟,粵諺所謂村旛竿招鬼來耳??址峭拼鞯模丝艿摹保ㄍ?,641頁)。羅癭公告訴梁啟超,徐佛蘇不僅不贊成組織第三黨,還囑咐他提醒梁:“第三黨黨魁之說,渠殊不謂然,囑公勿遽高興?!保ㄍ?,642頁)他們擔(dān)心,這樣做的后果,梁啟超可能會陷入兩面作戰(zhàn)之中,不僅“樹同盟之?dāng)?,更樹共和之?dāng)常夭蛔阋宰源妗?。(同上?43頁)但他很清楚:“公之與討論會關(guān)系,既斷不能脫,渠等責(zé)望于公者至深,而事勢又萬無公自立一黨之理,惟有始終堅持超然耳?!保ㄍ?,644頁)他所說的超然,其實就是“不入政黨,不入政界,以言論潛養(yǎng)勢力,俟?jié)摿π鄞螅怀畈坏每偫怼?。(同上?42頁)
實際上,民國初年的黨爭,爭信仰,爭精神,爭綱領(lǐng)的很少,比較多的還是爭人事,爭權(quán)力,爭地位,爭勢力,圍繞梁啟超的或歸或留,或止或行,或南或北,或早或遲,人們爭吵了一年有余,可見其黨爭之一斑。梁啟超深陷其中,感覺自然是不很受用。但也不乏朋友的真情,最有代表性的應(yīng)該是浙江紹興的周善培,他自稱,“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梁啟超去世后,他寫文章追念,“我再想找一個能容我的直言的朋友,再也沒有了”。(《追憶梁啟超》,149~162頁)周善培以眼光長遠(yuǎn)著稱,據(jù)說,梁啟超是很看重他的意見的,民國元年(1912年)四五月間,他數(shù)次致信梁啟超,為他出謀劃策。他在五月二十三日給梁啟超的信中還說:“公歸亦我所贊,頃所歧者,則公主北,而我主滬?!保ā读簡⒊曜V長編》,636頁)他的意思是反對梁與袁世凱合作。由于六月二日是他母親壽辰,他要回去為母親祝壽,于是約好六月四日到日本與梁啟超面談,同行還有他的老師—以文章、學(xué)問著稱的趙堯生。他后來回憶當(dāng)時的情形寫道:
壬子(1912年,周善培終生不用民國年號)二月,我由四川到上海;五月,湯覺頓奉任公(梁啟超)之命,到上海征求我的意見,說:“袁世凱請任公到北京,任公決定要去了”,并問我的意見如何。我想此事太大,由覺頓轉(zhuǎn)達(dá)是無用的。這時候,趙堯生師也在上海,我立刻去請教他,說:“任公是萬不能去的,但非我當(dāng)面去說不清楚。我想明天就到日本去。”趙先生說:“任公曾經(jīng)寄給我很多詩,請我替他改訂,我也替他改訂了不少,他都能虛心接受。我也想去見見此人。”于是,我就買了票。第二天,就同趙先生同船到了橫濱,立刻到任公家里,從午前九時談到十二時。我提出:“對德宗(光緒)是不該去;對袁世凱是不能去?!比喂厕q論了幾句,最后說:“我不是不聽你的話,卻不能不聽南海先生(康有為)的話。你有什么意思,應(yīng)當(dāng)先去同南海先生說清楚。”趙先生說:“南海先生也主張你去嗎?”任公說:“我不必多說,你們見了南海先生自然明白。”這時,南海先生住在武子,距東京只有三十分鐘火車。午后二時,我就同趙先生到了武子。不但我對南海表示一種敬意,趙先生起初也是極尊敬他的,想不到談到七點鐘,我同他反復(fù)辯論不知多少,他竟堅決主張任公要去。在他家里吃了晚飯,我還同他辯論,而最后一班到橫濱的火車要開了,趙先生也勸我說:“朋友交情盡到為止,再說下去就要妨害交情,不是我們的來意了,我們走吧?!被貦M濱旅館住了一夜,次晨,任公到旅館來,我對他說:“這一次,你的命運交給南海先生了。我們既是朋友,以后總有志同道合的機會。我要陪趙先生到東京箱根和西京游覽幾天,就由神戶上船,少受幾天風(fēng)浪,不再到橫濱看你了?!边@樣,我們就分手了。游了幾天,就回到上海。趙先生九月就回四川去了,臨行,還對我說:“任公是可愛的朋友,現(xiàn)在已到了身敗名裂的時候,你還得想法救他。”任公到了北京,就做起司法總長來,我從此同他既不見面,也不通信了。(《追憶梁啟超》,151~1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