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經常公開警告全國提防中共之威脅，但是他希望先勝過軍閥，再來對付中共游擊隊基地。因此他暫緩大舉征伐毛澤東及其他中共游擊隊首腦，把“圍剿”工作交給地方及省級軍事指揮官負責。但是，這些“蘇區(qū)”得到三年的喘息時間，有些成長得相當具規(guī)模。中共一位領導人張國燾就說：中共各“特區(qū)”成長的“主因”是蔣專注第二階段北伐和后來與軍閥的沖突。這些戰(zhàn)爭在全國各地打得難分難解，讓原本夠糟的狀況更加惡化，使國人疏離，創(chuàng)造出逃兵潰卒成群游蕩，他們極易被中共吸收。最重要的是，國民黨派系內訌消耗掉中央政府的力量，使中共的蘇區(qū)在蘇聯金錢及武器的援助下得到時間去擴張。

中共游擊隊基地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的成長，也反映出一九二七年中躲入山區(qū)的中共青年領導人令人佩服的執(zhí)著、領導力和組織技巧。蔣仍然渴望替他的黨和軍隊貫注同樣的精神。朱德留學法國期間，經周恩來吸收加入共產黨，他也上了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合。他們合組紅軍第四軍，社會最底層民眾被吸納進隊伍。此時，中共三個蘇區(qū)合起來只有一萬五千支步槍。毛澤東傳奇性的戰(zhàn)術口號是他們得以存活的關鍵——“敵進我退，敵停我擾，敵疲我攻，敵退我追?！?一九三○年六月，中國又爆發(fā)一輪沖突，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和張發(fā)奎，糾合閻錫山，同剛回國的汪精衛(wèi)合組一個反蔣同盟。這些軍閥擔心蔣要打造強大的中央政府之種種作為，如企圖以德國武器和訓練建立強大的中央軍，消除各省和區(qū)域之貨幣等等——全是讓中國強大起來足可抵御日本的必要條件。

反蔣同盟在全國共有六十萬大軍。蔣有一百萬部隊，但相當大的數量擔任駐守各地、維持治安的任務。東北的張學良在兩大陣營之間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九三○年從夏天到秋天一系列的流血沖突，使得河南、湖南、山東廣大地區(qū)再次成為焦土。但是，蔣的中央軍（包括德式訓練部隊首次參戰(zhàn)）后來得到張學良的戴毛皮軍帽東北軍之助，戰(zhàn)勝。這是一場代價不菲的戰(zhàn)爭——共有二十四萬人死傷。蔣并沒追擊已戰(zhàn)敗的軍閥、打進他們的地盤，他早已放棄了試圖說服或強迫他們執(zhí)行大規(guī)模裁軍的念頭。這個克制之舉或許是出自他抱持天真的念頭，希望因為他的誠意和新近的聲望會使他們回心轉意；更有可能是他曉得張學良會反對裁軍政策。但是，這些軍閥存活下去只會使蔣再度空有一支巨大但分歧的聯軍，其質量和忠誠度高低不一。

即使如此，四年征戰(zhàn)下來，他已建立軍功彪炳的名聲。既無坦克，只有一個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舊炮的炮兵單位，經常沒有地圖，實際上也沒有卡車，全國又只有少數幾條鐵路干線，他卻能夠從長達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前線調遣多個軍隊。外國記者開始跟在中國記者后頭，報道蔣的英勇事跡。他在某些地區(qū)集中兵力，在別的地區(qū)又采取防御措施，也執(zhí)行有效的側翼包抄動作。針對軍閥，他繼續(xù)運用分而治之戰(zhàn)術，以及承諾大額補助，甚至賄賂收買的手法——可是這套策略用到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卻不管用。不過，他的部隊士氣比軍閥的高昂，在他以及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他屢次戰(zhàn)勝叛變，證明了國家強盛之命運。他還在日記里自責本身的缺點——有點類似口號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嚴歷的行為要求——這些苦水似乎并非過分虛飾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對自己及其軍隊的弱點通常有切實的體悟。

一九三○年年底，蔣公告全國，中央政府現在將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設農工等一切事業(yè)。他承認在軍事行動時期，財政管控和經濟管理“相當混亂”，誓言要全面展開財政改革——包括每年公開預算、加強會計和監(jiān)督程序、統(tǒng)一各種已存在的貨幣，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強大、有效率和誠實的中央政府。他毫無疑問十分認真，因為就每一方面而言，這樣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國的利益。所謂的“南京年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事實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國人民展示，現代中國或許會有所作為?？v使全球大蕭條、出口崩潰、毫無外國援助、空前的旱澇、與日本沖突不斷、軍閥內哄、軍費浩繁、傳統(tǒng)貪瀆橫行、對大多數省分及其財政稅收中央無法管控、國民黨內派系又無休無止的權力斗爭，條件可謂惡劣至極，它仍能舉步維艱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