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一家先是住在燕南園54號，后來遷至57號。他的后半生都是在這所小院里度過的，因此對它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將其命名為“三松堂”。30年后，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之自序”中寫道：

“三松堂”者，北京大學燕南園之一眷屬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動亂殆將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撫而盤桓，較淵明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隨寓此舍，嘗名之曰“風廬”，謂余曰：已名之為風廬矣，何不即題此書為風廬自序？余以為昔人所謂某堂某廬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風，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這“庭中三松”，似乎確有一種特別的“寓意”。馮友蘭的個人經(jīng)歷，是一個從實現(xiàn)自我到失落自我、最后回歸自我的思想歷程，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很有代表性，有人歸結(jié)為“馮友蘭現(xiàn)象”。那或直或曲、形態(tài)各異的三棵松樹，似乎正可作為馮友蘭人生道路中不同時期的象征。

初進燕南園，正是馮友蘭社會地位一落千丈、情緒極為低落的時期，當時他甚至想辭職歸家“自謀生路”，或者離開教育界。然而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必須在思想上和學術(shù)上開始努力爭取適應(yīng)新的形勢?？陀^而言，馮友蘭對社會主義制度并無惡感，早在20世紀20年代寫《人生哲學》的時候，他就說過：“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比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為較優(yōu)?！?0年代考察各國的時候，他得出一個結(jié)論：封建社會是“貴貴”，資本主義社會是“尊富”，社會主義社會是“尚賢”。不管他的認識是否正確，但他認為“尚賢”是最合理的，所以才帶著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好感在回國后大加宣傳，并因此招來被捕之災(zāi)。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他認為與自己的理論學說并無矛盾，但古今中外對哲學的研究有各派各系，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僅作為“百家”中的一家看待。然而，在社會主義的政治環(huán)境下，馬克思主義成為惟一被認可的科學哲學體系，馮友蘭只能、也必須進行徹底的調(diào)整。

馮友蘭自己說：“在解放以后，我也寫了一些東西，其內(nèi)容主要是懺悔。”隨著這種懺悔的不斷深入，他的境況也在不斷變化。一方面，他參加了政協(xié)會議，是二、三、四屆政協(xié)委員，他被重新評為“一級教授”，還成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部委員，后來則是常委，又兼任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研究員。毛澤東對他也是禮遇有加，不僅親自接見，還邀請他與一些學者到自己家里吃飯。但是，另一方面，對他的批判似乎始終沒有停止過，他在“政治排隊”中一直被列為“中右”。馮友蘭陷入一種十分尷尬而痛苦的境地中：國民黨罵他“附逆”，共產(chǎn)黨認為他“與黨不是一條心”；他可以登臺講課，但當?shù)氖恰胺疵娼虇T”的角色；他仍然在寫文章，卻往往成為被批判的靶子。而“文化大革命”的總爆發(fā)，終于使這種尷尬與痛苦達到了頂點。

馮友蘭很快就體驗到了被抄家的滋味。他家中的物品被封，院門口還被寫上6個大字：“馮友蘭的黑窩”。這抄家并非一兩次便告結(jié)束，北大有那么多相對獨立的紅衛(wèi)兵組織，“接待抄家”簡直成了“例行公事”。后來開始大串聯(lián)，外地的紅衛(wèi)兵對這燕南園充滿好奇，一天，馮友蘭的夫人任載坤獨自在家的時候，竟來了好幾百人要求進屋看看，好在這些紅衛(wèi)兵還算通情達理，見她不敢開門，有人出頭說保證維持好秩序，并真把那些紅衛(wèi)兵分成小組，按順序進來參觀，倒也沒有造成什么破壞。“參觀”結(jié)束后，那位組織者對任載坤說：“你現(xiàn)在相信群眾了吧？”她答道：“你們真是毛主席的好群眾，像這樣的群眾我相信?！边@也可算作動亂之中一段奇特的小插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