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與時俱進”地一想，似乎對于國學的式微也就可以釋然。不過對于當代中國作家只從翻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作品里接受如此巨大的影響，我還一時辨不清究竟是福是禍。其中到底有無指鹿為馬、橘枳之變呢？更有趣的是，如今的翻譯作品質(zhì)量之差，已經(jīng)可以說，幾乎到了外國文學不再有可能像上個世紀里那樣影響當代中國作家了。何況除了翻譯質(zhì)量，整個歷史潮流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已經(jīng)不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西漸了。正如葉兆言在書中指出，80年代里的中國作家還是蠻虛心的，90年代里已經(jīng)不虛心了。所以便有了諾貝爾文學獎情結，成為一個“癢”、一種“痛”。用葉的話說就是，“很不虛心，自以為是。一方面很急，一方面很不虛心了”。

好在葉兆言本人還沒有失去這份虛心。他推崇的是齊白石的“兩方章”：一是“不知有漢”，二是“見賢思齊”。悶頭寫作時“不知有漢”，“平時閱讀中遇到好的讓我拍案叫絕的東西就要去學”，“看到好的東西就羨慕得不得了，恨不得做你的徒弟、做你的門下走狗”。他的小說我至今也沒讀過，只是看過他的散文。有一本《閑話三種》（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我非常喜歡，特別是因為他在書里對南京的文化人文分析得頗為精辟，諸如蘇南來的、蘇北來的、和本土南京人的集體性個性心理之差異。

《午后的歲月》里，他還提起周作人講到過為人為文的三種情況：“一是為人放蕩而為文拘謹；二是為人謹慎但為文放蕩；三是為人為文都放蕩”。他說他自己傾向于第二種，“在做人上我不愿意放浪形骸，但在為文上我寧愿寫砸，而不愿循規(guī)蹈矩、四平八穩(wěn)”。看到這里我自然也是要“見賢思齊”了。

2011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