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轉變”之后，時時跟胡適這些人過不去，魯迅仍不改變這個看法。一九三二年編《自選集》時，在《自序》里說：“我做小說，是開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這一運動，現(xiàn)在固然已經(jīng)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又說，那時他所以寫作，并非全是出于自己的熱情，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的同感，這些戰(zhàn)士，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于是他受到了感染，“也來喊幾聲助助威吧”。為了和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便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的亮色。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那時他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和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寫作，和新文學運動的關系，就是這樣的。和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的關系，就是這樣的。雖是在新文化運動已經(jīng)起來之后才參加進來的，因為他的寫作的才氣，他的舊文學的功底，很快就成為新文學寫作的一個大將，一個健將，建樹了卓著的功業(yè)。從一個教育部的默默無聞的僉事，一躍而成了全國知名的人物。對魯迅與胡適在這方面的關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周質平先生，有一個很中肯的評價。他說：

胡適是創(chuàng)造白話文運動的英雄，而魯迅是白話文運動創(chuàng)造出的一個英雄。如果沒有胡適提倡白話文在先，魯迅依舊寫他的文言，那么，魯迅是否能成為日后的“青年導師”、“文化偉人”就很值得懷疑了。在提倡白話文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說胡適是比魯迅更具“先見之明”。胡適對魯迅也多少起了一點領導作用……（周質平《胡適與中國現(xiàn)代思潮》第23頁）

根據(jù)以上的論證，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的一員大將，后來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新軍的主將。

魯迅后來是“轉變”了，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這個轉變是怎樣完成的，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一般的說法是他到了上海之后，跟瞿秋白、馮雪峰等共產黨人接觸之后，在黨的指令下，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停止了對他的攻擊，過了不久就出任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盟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