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娘家貧寒，除父母外，還有一位胞兄，20世紀30年代隨軍（母親本人也說不清是什么部隊）出走后，杳無音信。母親一進康家門，就面對著人口眾多，關系復雜的大家庭。當時，我們家人口包括：三位祖母，大伯父的遺孀及幼女共五人，同父異母的姑媽兩家共七口人，以及父親前房太太留下的六個兒女。大哥的歲數比我母親還大一歲。再加上母親從小沒上過學，認字不多，要她應付這個大家庭，其困難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母親勤勞、熱情、心地善良，但性格外向、急躁。她嫁給父親后，在康家并沒有正式夫人的地位，因而，除祖母和父親外，她備受其他家庭成員的欺負和歧視。

我大哥有時欺負她，嘲笑她不過是個“姨太太”，她就毫不退讓地回敬他：“康家要不是姨太太，都絕種了！”

后來大媽對我夸我媽，說她有反抗精神，康家我父親他們那一代，確實都是姨太太生的。

由于母親的關系，我的出世雖然給祖母和父親帶來了喜悅和希望，卻也招致一些人的忌恨。

我的幼年及童年時代，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環(huán)境，復雜的人際關系中度過的。

戰(zhàn)爭環(huán)境使“小先生”厭學

聽家人說，我從小天資聰慧，口齒伶俐，招人疼愛。我五歲多進巴蜀小學住校讀書，學習成績很好。一個星期只準回家一次。那個時候就有校服，我們拍照的時候都得穿校服。相當于貴族學校了。

我還記得，那時就是想家。確實，當時年紀又小，家里條件又好。我記得很清楚，每天下了自習，回宿舍，一走到那個地方，我就看到那個馬路，就在那個山腳下，我一看到馬路就開始哭，每天如此。

宿舍條件還可以，一人一張床，還沒有上下鋪，一個房間里有六七張床，條件還是不錯的，和公立學校不一樣，還專門有保育員，還有管生活的，就是照顧我們的生活老師。當時學生跟這些老師關系也不錯。

小學一年級，1936年的4月4日兒童節(jié)，我參加了重慶市小學生演講比賽，獲得低級組第一名。那次比賽，分高級、中級、低級三個組，三個組的第一名都是巴蜀學生，高級組第一名叫楊慶雄，他講的題目是“國難和四川兒童”；中級組第一名是我五哥康國藩，講的題目是“兒童的救國力量”；我講的題目是“我的志趣——做小先生”。我們康家兄弟那一次就占了兩個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