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生意剛開始好賺，后來搞的人越來越多，風險也就大了很多。畢竟，都是國家禁止的事兒?！庇H戚拍了拍高父的肩膀頭，“我知道你人靠得住，講信義，才想請你過來一起搞的?，F(xiàn)在我們又發(fā)現(xiàn)另一個賺錢門道了。”

“？”高父的臉上寫滿了符號。

“錢莊！”

故事講到這里，可以先暫停一個段落?；剡^頭我們再總結外匯券這個東西。

外匯券發(fā)行的初衷，就是為了調(diào)劑較高質(zhì)量、較高消費的緊俏商品供應，也就是把好東西留給外匯。同時，這還能讓外匯與人民幣之間有個巧妙的溝通。但是剛剛發(fā)行4年，也就是到了1984年的時候，以外匯券阻止國內(nèi)人購買緊俏商品的策略基本失效了不說，還始料未及地衍生出繁榮的外匯券地下市場。據(jù)經(jīng)濟學家張五常的文章《人民幣的歷程》里記載，當時相關部門對此也都心知肚明，他們默認繼續(xù)保留外匯券體制的原因是，認為外匯券的價格分歧會帶來較多的外匯進賬。張五常也曾經(jīng)數(shù)次向他們解釋過這里面的問題，但由于里面牽涉一個彈性系數(shù)分析的問題，當時很多人都根本聽不明白。

其實按照張五常的理解，當時的中國就是一國兩幣，事實上很多國外的媒體對當時中國的情形進行報道時，也有過與張五常類似的評價：

很顯然，人民幣是劣幣，外匯券是良幣。權衡當時的中國，張五常認為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劣幣驅(qū)逐良幣”定律（Gresham's Law）根本就不在適用范圍，甚至錯得有些離譜。因為一旦市場知道還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劣幣就不會對良幣形成驅(qū)逐態(tài)勢。這倒是比較合當時的金融當局者的胃口的。

當時有個有意思的事情。

1986年，很多老外也開始變得雞賊，到友誼商店買東西學會了討價還價，相關金融部門發(fā)現(xiàn)外匯券似乎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當年6月的時候，曾經(jīng)表示要取消外匯券，當年8月的時候公布，說11月起外匯券將不再使用?？墒菑埼宄Ｓ悬c手癢，同年9月站出來演了一把“貨幣的發(fā)聲訓練”——發(fā)表了一篇特多余的文章，叫《外匯管制可以休矣》。結果這一嗓子不要緊，外匯券的取消卻因此而推遲了7年！

這當然是張五常自己在《人民幣的歷程》一文里說的，他到底有沒有這個能量，在我們這里討論沒有什么意義。但老張的觀點卻顯示出他對中國外匯黑市的理解要比國內(nèi)某些人透徹得多：

他說人民幣與外匯券共存，經(jīng)過市場討價還價后，從表面上看是不同價，事實上是同價的，因為這里面涵蓋著的非法倒賣行為就是個“真實的匯率”問題，這個真實的匯率，是官方匯率與外匯券黑市匯率的疊加效應。很明顯，外匯券的存在，更多的起著一種煙霧的作用——把非法行為遮掩起來。一旦取消外匯券，那就是驅(qū)散煙霧，非法匯兌即刻就會變得黑白分明。這樣，如果允許外幣流通，那么外匯券所形成的價格分歧導致外幣購物的價格低出不少，要糾正只能進行外幣的價格管制，但這樣就沒法打開國門做生意；如果不準外幣流通，那么在官價匯率與市場明顯脫節(jié)的情況下，外貿(mào)、旅游及外資炒匯黑市會更進一步繁榮，要約束，則只能加強外匯監(jiān)管。

兩條路擺在面前，中國怎么走？

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開放初見成效，外匯儲備步入良性循環(huán)，逐年增加，國家不再需要特別的刺激外匯增長的措施，同時由于實行了市場經(jīng)濟，緊俏商品已不再緊俏。于是，外匯管理部門啟動了一系列外匯管理制度改革。1994年1月1日，中國正式取消各類外匯留成、上繳和額度管理制度，走上了外環(huán)監(jiān)管之路，外匯券遂成歷史浮云。

但是，從僑匯券到外匯券，留給民間的除了回憶與收藏之外，還有什么呢？

那就是，原先的倒賣僑匯券和外匯券的“黃牛黨們”，失業(yè)了！

確切地說，也不能叫失業(yè)，而是這個地下行業(yè)也隨著兩券的離去而醞釀新一輪的洗牌。

利益就是操作之母。

多年的地下經(jīng)營，大家的思路也相當開闊，資本永無眠，從來就不甘寂寞，沒券可炒，自然會獵尋新的目標。洗牌加洗腦，有的黃牛被沖走了，剩下的，在利益鏈條的導引下，就像高建明父親的親戚和邱國建之類的人物，開始將目光瞄準另一塊黑市沃土——地下錢莊，模式進一步升級，開始直接玩外匯。

只要有匯兌需求和匯兌限制兩個因素存在，利益空間就永遠存在，一定會有人去經(jīng)營，也肯定會自發(fā)形成市場。盡管這樣的市場開始可能是零碎而復雜的，一旦形成螞蟻搬家的態(tài)勢，往日的黃牛就會脫胎換骨，形成巨大的交易量。

這就是政府難以掃清地下錢莊的道理，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那一層蒙在地下錢莊上面的監(jiān)管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