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的分布情況也許是財富和收入差距最直觀的體現。隨著對貝格道夫和庫克斯港等周邊地區(qū)的開發(fā)，漢堡的地理面積擴大了，但人口密度仍在上升，戰(zhàn)前的每公里人數接近1 500 人。在漢堡，有相當一部分家庭住在地下公寓，他們或者和其他家庭合租，或者再將房間分租給房客。但漢堡并非到處都擁擠不堪。1892 年年中，舊城區(qū)和新城區(qū)中心的街邊住宿區(qū)爆發(fā)霍亂，人們不禁感嘆“這根本不是歐洲”，到1913 年，這些地區(qū)的人口減少了一部分；附近圣格奧爾格和圣保利的貧民區(qū)依然破敗不堪；新興的工薪階層則住在漢堡東邊簡陋的“出租棚房”里，與哈維斯特胡德和羅森巴姆的別墅區(qū)仿佛兩個世界，這些別墅位于阿爾斯特湖西部，阿姆辛克家族、巴林家族、布洛姆家族、貝倫貝格– 戈斯勒家族都居住在那里，其居民僅占漢堡總人口的5%，但整個漢堡可征稅收入的1/5 和所得稅稅票的1/3 都來自這兩個別墅區(qū)?！拔鲄^(qū)”和“城市中心”兩地居民的死亡率更凸顯了“隔離”的重要性。由于貧民區(qū)的衛(wèi)生條件惡劣，缺乏抵御疾病的資源，因此窮人死于結核病、傷寒和霍亂的概率比富人高得多。銀行家的兒子阿比? 沃伯格體質虛弱，極易感染傳染病，但他還是小孩的時候就在傷寒中活了下來，這本身就能說明一些問題。他的弟弟馬克斯在1892 年霍亂肆虐時，每天仍然堅持在市中心工作17 個小時，他說自己“有種對霍亂免疫的感覺”。收入在5 萬馬克以上的人群，其死亡率為4.8‰，而那些收入少于1 000 馬克的人死亡率則高達61.9‰，是前者的近13 倍。

這就是處于世紀之交漢堡的資產階級社會—一個經濟迅猛發(fā)展，物質分配不公的社會。許多討論1918~1919 年革命的專著提到它必將會被窮苦的無產階級所推翻，這都傳達了這樣的觀點，但答案不得而知。資產階級社會有其自身的道德和文化價值觀，這些觀念即使無法將不平等的分配狀況合理化，至少可以起到緩解作用。

家庭是凝聚社會的基礎。大多數人都在20~30 歲成婚（女性往往結婚年齡更早），盡管離婚率已經開始上升（從1890~1894 年的4.7%升至1913 年的10.9%），但離婚人口的比例仍然很?。?910 年時占總人口的0.6%）。同樣，雖然出生率也在下降，但得益于健康狀況的改善，家庭的規(guī)模并未縮小。1910 年，42.5%的德國家庭有5 個以上的家庭成員；10.1%的家庭達到了8 個以上。以莫里茨? 沃伯格和夏洛特? 沃伯格為例，他們的7 個孩子中有6 個都活到了60 歲以上，這并非特例。大約在同一時期，阿爾布雷希特? 奧斯瓦爾德和妻子養(yǎng)育了6 個子女；而他們的上一代約翰內斯和埃米莉? 舒巴克則有12 個孩子，其中只有1 個孩子不幸夭折。在某個層面，家庭就是一個小經濟單位，各個成員分工明確，丈夫外出工作，妻子照顧家庭，而孩子則為工作和結婚作準備。①在有產業(yè)的資產階級內部，家庭的角色則更加復雜，它往往是公司的基礎。資本的代際轉移、家族的社會地位都要求對子女的教育和婚姻問題要慎之又慎。珀西? 施拉姆曾在1900 年回顧他顯赫的社會背景：“一個人在家族內部的關系、父親的公司名號、母親的家世背景，這些是你一定要清楚的?！笔├芳易迮c奧斯瓦爾德家族、魯珀特家族、默克家族和阿姆辛克家族都有聯姻關系，而阿姆辛克家族又與貝倫貝格– 戈斯勒家族、威林克和韋斯特法爾家族有關聯。對一個資產階級家庭來說，有效地劃分兄弟之間的責任對于家族的成功至關重要。例如阿姆辛克家族就采取兩分法的策略。每一代中都有一個兒子成為律師，其余全部從商。施拉姆家族和奧斯瓦爾德家族也有類似的區(qū)分模式，但布洛姆兄弟則全部投身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