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溫州資本的發(fā)展過程，似乎驗證著這樣一條規(guī)律：在原始積累階段，企業(yè)家將自己最突出的優(yōu)勢當成劃開市場的利刃，成功地進入市場；在完成原始積累之后，開始著手構建一個完整的企業(yè)；在企業(yè)達到一定規(guī)模之后，資本邁開了集中和積累的腳步。但是資本投資是把雙刃劍，其所攜帶的風險性不能忽視，特別是當資本的投資結果被過分放大，進而演變成炒作時，風險就會隨之而來，最終的結果可能是血本無歸。周德文：《瘋狂的人民幣》，中信出版社，2011年8月。

在早期，溫州人以勤勞致富，到后來溫州人靠投機致富?，F(xiàn)在，溫州人的財富途徑則更加直接，用錢生錢，幾代溫州人的夢想終于實現(xiàn)了。

溫州的創(chuàng)業(yè)為溫州帶來了大量的民間財富和流動資本，這些資本為溫州的民間借貸提供了基礎。溫州民間對資本的旺盛需求同樣旺盛，買方賣方都有了，唯一缺少的就是真正交易資本的市場了。

溫州人的炒是一種全民行為，無論男女老少，都涉及其中。有錢的炒，沒錢的也在借錢炒。溫州人幾乎把我們所有能想到、能見到的東西都炒了個遍。

20年前的溫州，第一批富起來的溫州人腰包鼓了，他們開始投資，開始炒，開始讓資本滾雪球。

這讓那些還沒有富起來的溫州人有些著急，看著老板們賺錢也有些坐不住了，為了登上財富的列車，沒錢的人開始四處找先富起來的老板們借錢去炒。

這些借錢炒的人可能會找相熟的老鄉(xiāng)作為擔保人，也可能直接用房子、土地作抵押，總之，只要能借來錢，他們什么代價都愿意付。

不過隨著中國市場的理性增強和國家調控的力量越來越強，溫州人炒的空間也越來越小。越來越多富起來的人開始覺得，自己拼命出去炒，其實不如把錢借給別人炒，自己坐在家里等著別人的利息來的簡單輕松。富起來的老板們終于發(fā)現(xiàn)，其實炒來炒去，炒什么都沒有炒錢來得那么直接，來得那么爽。

很多人將溫州人炒房看作是溫州投資的神來之筆，在房地產(chǎn)市場上，溫州人用20年的時間就讓自己的資本總量翻了100倍。但是如同一句經(jīng)典的電影臺詞所說的“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溫州人的炒也因為國家政策的變化而損失慘重。

2010年4月以來，國家頻繁出臺房地產(chǎn)調控措施，并實行金融緊縮政策，一部分溫州人開始持幣觀望。2010年4月17日，國務院發(fā)出《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提出10條舉措，被業(yè)內(nèi)稱為房地產(chǎn)“新國10條”，或“史上最嚴新政”。

一紙公文，讓溫州人損失慘重，數(shù)以億計的資本被套牢。雖然老板們傷心，不過這并不能成為阻礙溫州人炒的障礙，沒有了房子，溫州人開始玩起了以錢生錢的終極游戲。

溫州老板們不炒了，他們靜悄悄地把錢拿回家來做放貸生意。三分利、五分利，這些返回民間的資本并沒有像人們期望的那樣進入實體經(jīng)濟領域，而是變成了高利貸的水池。不過溫州人不管這些，在這個崇拜財富的地方，只要是能賺錢的都是英雄，都會成為溫州人爭相效仿的對象，看到老板們賺了錢，溫州人也開始親切地稱呼這些放高利貸的人為“老高”。

高利貸是國家法律不允許的，是國家堅決打擊的對象。聰明的溫州“老高”們自然不會把自己送到明晃晃的槍口下，于是，在溫州的街頭巷尾，我們隨處都能看到當鋪、中介等游離于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帶。國家規(guī)定4倍以上同期銀行利率的行為是高利貸行為，溫州人就很小心地讓利息維持在“適度高出”的水平，很謹慎地開出“一分利”、“兩分利”、“三分利”的價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