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道理于高句麗人同樣適用——在高句麗人看來，中原就是文明和先進的代名詞，只有占據(jù)遼東才能接觸到真正的中原文明。因此，遼東要比落后、蠻荒的朝鮮半島南部更有吸引力，更有歸屬感。這樣，遼東就成了幾百年來高句麗人做夢都想占領的地方。

不過，魚與熊掌難以兼得。當高句麗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向北擴張時，朝鮮半島南部三個較大的部族群落——馬韓、辰韓、弁韓（史稱“三韓”），在中國東晉南北朝時期逐漸發(fā)展成了百濟、新羅、任那三個國家。其中百濟和新羅較為強大，百濟還與海峽對岸的倭國結盟，多次與高句麗爭奪半島霸權；而倭國為了染指朝鮮半島，一方面與百濟結盟，一方面通過在任那設置“日本府”，直接在半島南部扎下?lián)c。

為了對抗強大的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也開始通過海路向中國學習先進的文化和制度，百濟更是充分利用地處東海絲路（這里的東海，泛指臺灣海峽以北的渤海、黃海、東海到日本列島的廣大海域）樞紐位置的便利條件，與倭國結成了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廣泛同盟。

東海絲路的一端是中國的東部沿海，中間是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另一端則是日本列島，它把東北亞范圍內的各個國家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不僅在經濟上推動了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發(fā)展，在文化上和制度上也加速了海東諸國（泛指遼東以外、地處東北亞范圍內的各個國家）的封建化進程，漢語和漢字更是成為當時整個東北亞地區(qū)的通用語言和通用文字。

平壤時代的到來

412年，高句麗年僅39歲的好太王去世，其子長壽王即位。好太王與北魏開國皇帝拓跋所處的是同一個時代，兩人的經歷和氣質也極為相似。高句麗正是利用北魏與后燕、北燕開戰(zhàn)的機會才乘虛而入奪取遼東。到長壽王當政時，北魏已經基本統(tǒng)一中國北方，拓跋族騎兵的驍勇善戰(zhàn)也讓長壽王清楚地意識到，再往遼西前進一步已無可能，而高句麗也急需時間來解決數(shù)十年擴張戰(zhàn)爭帶來的一系列民族和社會矛盾。

于是，長壽王主動改變策略，在427年把都城從位于中國吉林境內的狹小險峻的丸都山城遷到了朝鮮半島北部的平壤。這一舉動，就等于把國家戰(zhàn)略重心從北部山區(qū)轉移到了朝鮮半島的平原地帶，它帶來了三個顯而易見的好處：

其一，讓都城遠離中原政權伸手可及的遼東山區(qū)，避免再出現(xiàn)魏國和后燕時都城被破、王陵被掘的窘境，確保了王權的安全；

其二，丸都山城地險狹小，是高句麗部族最初發(fā)展階段的產物；平壤地勢開闊，襟帶南北，是步進入成熟封建王朝的客觀需要；

其三，平壤離百濟、新羅較近，有利于高句麗向南推進，打擊百濟、新羅兩國，實現(xiàn)朝鮮半島的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