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鹽的生產(chǎn)組織是以“戶”為單位的，隨著時間的發(fā)展，由于生育率、體格等原因（一丁辦鹽三十引者，有七、八丁亦辦鹽三十引者），灶戶出現(xiàn)了較大的貧富分化，為了增加鹽稅收入附帶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兩淮鹽場開始按“丁”征稅，隨后推廣到全國。朱元璋的舉措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并對日后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都有借鑒意義。

鹽自古就是重要的經(jīng)濟物資。商周時期鹽業(yè)實行自由經(jīng)營，自秦漢開始官方壟斷鹽業(yè)。唐代中后期，劉晏對鹽法進行了改革，商人可以到鹽場購買食鹽進行售賣。分界銷售出現(xiàn)自劉晏時期，引制開始于宋代。鹽引就是政府發(fā)給行銷鹽的商人繳納過路費的憑證。引的作用是區(qū)別鹽的售價以及賣鹽的地界。宋代的鹽引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因此，并未實行專賣制度。到了明代，開始實行專商引岸制，即指定商人將鹽運到指定的銷售地點。

朱元璋又實行“開中制”，商家負責運糧到邊關，政府則給鹽引，商人拿著鹽引到產(chǎn)鹽區(qū)取食鹽，之后到指定地區(qū)銷售。實行過程中，以自愿為主，政府不用行政命令強迫，考慮商人利益也較為全面，兼顧了糧食的生產(chǎn)、收購、運輸、往返路程的食宿和旅費，以及人工費用等。

然而，軍糧儲運地點在北部、西北、西南等邊關重鎮(zhèn)，而支取食鹽的地方卻在東部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qū)。為此，商人要想獲得利潤就需要付出極大的金錢成本、時間成本，以及冒其他不可預知的各類風險，如人身安全和損害健康等。

鹽商獲取利潤的關鍵，是每引可兌換的糧食和財政補貼。假如每引的鹽無論是淮鹽還是浙鹽都是200斤，根據(jù)距離的遠近兌換的糧食數(shù)量肯定會不同。例如淮鹽，如果運到臨濠府府倉則可以兌換5石米，運到通州是2石米。浙鹽運到大同、太原、通州可兌換的糧食就分別為0.8石、1石、4石、1.8石。理由很簡單，在距離上浙鹽產(chǎn)區(qū)相對北方更近一些。

鹽引運糧的出現(xiàn)主要是為了邊關糧食供給。它彌補了明初軍事墾田與墾田收入之間的時間差。但因明初朱元璋父子對于軍田的重視，以及軍田的大規(guī)模開發(fā)，“開中法”在軍糧上的比重不高，否則，朱元璋也不會說出不費民間一粒米的自夸之詞。

所以，在朱元璋時代鹽引發(fā)放并不多，有的年份一例都沒有，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四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