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1956年的大鳴大放后期，空氣變了。

以后，知識分子的命運和道路，全國都差不多相同，我不想多敘述，也不必多敘述。作為一個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我也不埋怨在新社會所得到的遭遇?？傊?，有啟發(fā)，也有教訓。我只想提到幾件親見的小事，以志不忘。

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給我啟蒙的舅父，在家鄉(xiāng)一所中學任教，與黨支部書記意見不合，后被錯劃為右派，以至連子女也不敢接近，孤獨至死。

在1957年，一個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上，臨到午餐休會時候，一位延安時期的著名理論家何思敬忽然起立說：“目前階級敵人、地主、資產(chǎn)階級已消滅，是否可以少提階級斗爭或不提階級斗爭？”事隔不幾天，“反右”運動展開，何思敬因此便成為他的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的全?！按笥遗伞?。隔了兩三年。我在路上見到他時，語無倫次，幾乎疑心他是精神失常了。

“文化大革命”中，一位頗受人尊重的國學大師蒙文通在四川大學被列為反動學術權威，紅衛(wèi)兵把他留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拔掉，冬天，還要他下河水中去摸魚，然后發(fā)動四周群眾高叫“蒙文通渾水摸魚！”我想，在這情形下，不僅是年老的蒙文通，就是意志堅強的中青年人，也免不掉要回家落淚尋死了。

還有，在我身邊的同事馮定，他是從蘇聯(lián)斯大林時代返回中國的理論家，后來被康生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全國性批判?！拔幕蟾锩币婚_始，群眾圍集如山，要他出來交代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一個接一個地問，從晨八點鐘直到晚飯前，站在門口，動也不能動，一天接一天，他受不了，曾兩次服安眠藥自殺，被救。后來，到江西鯉魚洲勞動，我和他睡在同一炕上，只聽他在我身邊翻來覆去，白天還要他單獨去撿豬糞，甚至在大堤上撿人糞，少了還要被罵?；貋砗笤诒贝笮@內(nèi)的路上，我?guī)缀醪荒苷J得他，他也幾乎不認得我了。不久，他即臥病去世了。

當然，在大宇宙中，個人生死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是，人究竟是有感情的動物，你要叫他閉起眼睛，埋著頭，做一個冷血動物或一個蚌貝，大概也不可能的。他不哭，不能哭，后人也會為他哭的。

我能說什么呢？比起上述人來，我當然可算是很幸運了。因此，也常常把自己和他人的往事忘記了。

“四人幫”垮臺，全國人民又歡欣鼓舞。過去的冤案、錯案，基本上得到了糾正。這當然是件大好事。但死者長已矣，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