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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一凡，是因為我當年的男朋友總把這位與眾不同的鄰居掛在嘴邊。使我好奇的不只因為他殘疾，也不只因為他自學(xué)成才，而是因為他的古怪和獨特。印象最深的是，朋友說，即使有人穿著鞋上一凡的床上去踩，他都不會惱火。我當然不信，朋友便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為了說服一個固執(zhí)的女孩兒，一凡寫了一封十幾頁的信，女孩兒當面把信扔進火爐。一凡不氣不惱，又寫第二次，她還是不看，把信撕得粉碎。寫第三第四次，直到她被說服為止。一凡認為，這時候的自尊心無異于虛榮。為了對方，他不在乎自己受傷害，或者說他根本沒感覺到受了傷害。

如今，我已無法描述和一凡第一次見面時，是陽光燦爛，還是陰云滿天。但我不會忘記，我是怎樣因為一凡在一個陌生女孩子面前所表現(xiàn)出的靦腆而感到吃驚。他微笑著，漲紅了臉，由于多年拄拐而特別大的雙手神經(jīng)質(zhì)地摸索著桌上的東西，幾乎有點兒不知所措的樣子。后來我才知道，不僅是我，一凡在所有陌生人面前總是靦腆得像個孩子。

那時除了睡覺吃飯，一凡總在后院一間房子里工作和待客。那是一間老式的木地板房，一凡常年穿在腳上的高筒翻毛皮鞋踩在上面發(fā)出緩慢的吱吱響聲。很快，我成了那間屋子的?？?。一凡總是坐在窗下的寫字臺前，我坐在側(cè)面一把專門為客人準備的椅子上。以后很多年，我和一凡常常這樣坐著談?wù)撋?，談?wù)摃?，談?wù)撊松?，好像今生今世我們就是為了這樣坐著談話而出生而活著。從下午到黃昏，從傍晚到深夜，話題永遠不會枯竭。

一凡的房子用書柜隔開，書柜后面整齊地碼放著書刊報紙和用牛皮紙袋裝著的資料。對我來說，那是一個神秘而又神圣的角落。以后熟了我才知道，那是他在“文革”中收集的小報、傳單和他到各個大學(xué)親手抄來的大字報底稿。他給我看過一些，其中有的傳單印得不清楚，他都仔細辨認后描清楚，或重新抄寫附在原件的后面。每個牛皮紙袋里的紙張都分別編了頁碼，外面有分類記號。據(jù)說，“文革”以后，《光明日報》要發(fā)表遇羅克的《出身論》，原文還是一凡提供的。那里還放著一臺蘇聯(lián)生產(chǎn)的放像機和沖洗照片用的盤子罐子。為了沖洗照片，后窗常年掛著黑布窗簾，因此光線總是很暗。以后我從他那兒看到的幾部手抄本小說，都是一凡用工整小字謄抄，然后在那個角落里翻拍洗印的。

我不知道一凡當年收集這些資料時有什么打算，但像他那樣當時就懂得這些資料的價值并花費大量時間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絕無僅有。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一凡拄雙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屬支撐著，一條腿在地上拖著幾乎抬不起來。可以想象，在“文革”最熱鬧，也是北京最炎熱的季節(jié)，來往于院校部委之間的一凡該是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誰能有這樣的執(zhí)著和細心？

一凡死后，我從他家的保姆那里拿回一些遺物，其中包括幾本筆記本、幾張兒時的照片和一小部分信件。在我認識的人中，他是唯一保留信件底稿的人。不管寫得多長，他總要打底稿，幾十年如一日。不是因為他寫信不流暢，而是他有保存東西特別是文稿的癖好。我沒想到，在我整理這些信件時，發(fā)現(xiàn)了一凡寫于一九七七年的一封遺書，其中提到：他死后，所有書報和文字資料由我來全權(quán)處理。這使我多少有點兒得意甚至驕傲。遺憾的是，一凡剛死，成噸的書報資料就被他家的保姆全部當廢紙賣掉了。當我看到遺書時，那些紙片早已經(jīng)不知被送到哪個廢品站，正等待著被化為紙漿。

這對我無疑是一個打擊。且不說這批資料的社會歷史價值，更不必說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遺產(chǎn)繼承成了水中撈月、紙上談兵。最重要的是，它割斷了我與一凡可能存在的聯(lián)系。一凡不會起死回生，我永遠無法在某一天的下午或晚上再見到他，永遠無法聽到他那有點古怪的聲音。能夠使我們永不中斷聯(lián)系的，唯有代表著他精神的畢生收藏，而我卻無意中將它斷送了，再無法憑借什么使一凡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得到延續(xù)。我懊悔、惱火、心痛欲裂，甚至有一種出賣或者背叛了一凡的感覺，盡管當時我是未出滿月的產(chǎn)婦這一事實，也不能使我得以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