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君：電影中在視聽語言方面，我覺得那場賣淫小姐與兩個合謀殺手逛街，背景是陜北小曲的戲異常動人，這小曲本來是描寫男女之間甜美的愛情，卻讓人感受到一種死亡迫近的悲哀與痛楚。全片基本全是采用非職業(yè)演員，他們這種本色出演，忠實呈現(xiàn)生活狀態(tài)的效果也成就了本片的質(zhì)樸而動人的風格，比如三輪車在公路上行駛的戲就多次長時間出現(xiàn)。在指導表演方面，你覺得有哪些切身的感受呢？

王超：我在延安那個閑人廣場轉(zhuǎn)悠，就想找真正的非職業(yè)演員，找了幾撥，也拍了照片，后來覺得第二次再找說說戲吧，就找不著了，特別的散漫。后來我們就有幸找到了延安的合作者，延安的副導演，他說他家親戚是延安的說書劇團的。這些人不唱戲的季節(jié)都是農(nóng)民，唱戲的季節(jié)就組成一個小團體，開大巴到各村鎮(zhèn)演出，我覺得他們很有質(zhì)感，也是民間的演員，對演戲這件事情還算是熟悉，同時又有活生生的生活氣息。后來就整個跟他們團合作，這幾個演員都是他們團里的人。包括演出方式也是，要知道我當初就帶了9 頁紙，那么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我就說這一場我在劇情的關(guān)鍵部分的一些臺詞你們一定要說出來，但是前后左右周圍的這些，你們敞開說，但是說的過程中不要忘記把劇情當中幾個關(guān)鍵的地方說出來，并且是方言。所以說他們會覺得沒有壓力，會覺得是在嘮家常，只是不要忘記要遵循的幾個點，用這種方式，所以說真的是一次無差別的表演。對于我來說也是一次新鮮的嘗試，因為大家知道我原來的片子對演員的控制是極強的，《安陽嬰兒》甚至是數(shù)著節(jié)拍來演的，這次如果說有變化，在藝術(shù)上最大的變化是對演員的控制。

宋健君：你這個創(chuàng)作班底里多數(shù)都是做紀錄片的，他們本身的視野和感受是不是對你有很多啟發(fā)？

王超： 我覺得電影應(yīng)該是屬于年輕人的，尤其是獨立電影。西安的幾個做獨立紀錄片的年輕人對電影本身的這種熱情，對電影的自由的向往，激勵我這樣一個老獨立電影工作者，尤其是在10 年以后還能再從起點出發(fā)，和我遇到的王楊、閔韜、陳曉松、雷晶晶，他們的熱情，他們的純粹和好學精神也是對我有很大的推動，我們在一起合作得很愉快，我覺得和一幫年輕人一起去認識電影，同時去認識當下的中國，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實踐。我記得我們在第四次選景的時候，在陜北高原聽到了侯麥去世的消息，我們知道法國電影大師侯麥的去世被認為是最后一個作者的去世，正好是《南都周刊》給我打電話說讓我寫幾句悼念的話，我就跟王楊說，最后一個作者離去這話說得太早，你看我們現(xiàn)在依然還在黃土高原上拍我們想拍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