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這樣，毛洛關系不僅沒有趨向緊張，反而更加密切起來。

從以下幾件具有標志性的大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洛合作”發(fā)展的進程，以及毛洛之間的關系到長征出發(fā)之際達到了何等親密的程度。

洛發(fā)表毛的調查報告，并與毛合著《區(qū)鄉(xiāng)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編的刊物《斗爭》上分六期連載毛澤東的兩個農村調查報告：《興國長岡鄉(xiāng)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xiāng)的蘇維埃工作》。這是毛澤東兩個調查報告的首次發(fā)表。不僅如此，洛還效法毛的辦法，研究基層蘇維埃的工作。1934年4月，標明“張聞天、毛澤東合著”的《區(qū)鄉(xiāng)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出版。這是毛的《鄉(xiāng)蘇維埃怎樣工作》和洛的《區(qū)蘇維埃怎樣工作》的合集。這本書的出版，可以看做“毛洛合作”的一個標志。

在廣昌戰(zhàn)役問題上，毛洛一致采取反對態(tài)度。

前面已經提到，在博古、李德準備組織廣昌戰(zhàn)役時，洛毛一致反對；在廣昌戰(zhàn)役失敗后，博洛在軍委會上激烈爭論，毛是支持洛的。廣昌戰(zhàn)役問題上的分歧或一致，使得“博洛矛盾”又加深一層，而“毛洛合作”則前進一步。

長征出發(fā)前毛洛兩人在“云山古寺”的坦誠交談。

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后，毛洛的住處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廟“云山古寺”里。堂屋一側廂房住毛一家，另一側廂房就是洛的房間。兩人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關心。1934年9月，毛在于都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止。贛南省委給洛甫打電話求助，洛立即派傅連暲星夜趕去診治。

長征出發(fā)時，洛毛兩人之所以能傾心交談，根本原因，是他們在不少重大問題上看法比較一致，在黨內生活中有共同的遭遇和感受。

廣昌戰(zhàn)役失敗后軍委會上那場爭論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個“排擠”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閩贛省巡視工作。其實，在這之前，項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閩贛省已經做了較長時間的巡視檢查，剛剛回到瑞金。完全沒有必要再派一個中央領導同志前往。所謂去閩贛“巡視”云云，完全是博古他們把洛甫實際上從政府領導崗位上調開的一個由頭。

洛甫服從決定，7月上旬即赴閩贛。巡視工作進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這時，洛甫實際上已經被剝奪了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紅軍戰(zhàn)略轉移前的準備工作以及所有高級干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團”決定。在組織人事方面，洛甫有權能做的事，只是提出中央政府隨軍轉移的中級干部名單，交“最高三人團”批準。當時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團”列入“留”的高級干部名單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表示希望“走”。張聞天深表同情，隨即向博古陳情。博古一點沒有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來。洛甫在延安整風時寫的自傳中談到此事，說當時感覺到自己“已經處于無權的地位”，“心里很不滿意”。

洛甫此時的這種感受，在毛澤東的心里早已郁積多年。從贛南會議（1931年）到寧都會議（1932年），到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毛澤東一再受到排擠打擊。毛當時在黨內的境遇比洛差得多。毛從于都回到瑞金已經是10月初了。

這時，洛和毛都住在“云山古寺”。眼看反“圍剿”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失利，現在又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jié)补嗟募t色土地，他倆心中都充滿抑郁、憤懣之情。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處前黃桷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洛向毛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滿。洛毛之間這次坦誠的交談，使他們的關系，在踏上長征征途的前夕，進入了一個稱得上是戰(zhàn)友的全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