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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印刷業(yè)仍是一個連基本內需都無法滿足的弱勢產業(yè)，“印書難”——周期長、質量差的問題甚至超出了出版印刷行業(yè)，成為一個廣受關注的社會性問題。

中央最高決策層一直在關注與出版相關的問題。

原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宋木文在他的《親歷出版30年》一書中，深情而詳細回顧了20世紀80年代中央領導同志對中國出版印刷事業(yè)的關懷及決策過程。

1981年5月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一份簡報上批示：“要研究改善出版工作，請通知有關同志準備一點情況（要發(fā)現問題，提出問題）。準備好了，提交書記處會議討論。不遲于7月?！?/p>

中宣部要求國家出版局按照胡耀邦批示，起草《關于三中全會以來出版工作的匯報提綱》稿，經中宣部審定后報中央書記處。

國家出版局從1981年6月15日第一稿，到1981年12月25日向中央報送稿，一共寫了九稿。

《匯報提綱》在列舉了三中全會以來的種種成就之后，筆鋒一轉，開始大談當前發(fā)展出版事業(yè)亟待解決的問題。《匯報提綱》舉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大專教材還有40%左右不能做到課前到書。

《匯報提綱》寫道：“出版任務越來越大，印刷能力越來越不適應，特別是北京地區(qū)，這種矛盾更加突出，1981年印刷能力只達到出版任務的70%……由于印刷力量緊張，一本書往往是一版定終身，很少有再版的機會。目前，急需發(fā)展印刷生產能力，……并且適當發(fā)展照相排字和膠印，逐步做到印刷生產能力與出版任務相適應?！?/p>

提出問題后，《匯報提綱》又寫道：“發(fā)展出版事業(yè)，無論是增加圖書品種還是發(fā)展印刷生產能力，縮短印刷周期……都需要一定的資金和設備，長期以來，出版單位發(fā)展資金不足，物質條件改善甚少，其主要原因是要求出版單位把所得利潤大部或全部上繳，而國家給出版部門的投資卻很少。”

1982年2月4日，春節(jié)剛過，胡耀邦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討論出版工作。胡喬木、萬里、習仲勛、余秋里、谷牧、宋任窮、彭沖出席了會議，此外還有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宣部、國家出版局的相關領導列席會議，這中間有鄧力群、朱穆之、趙守一、廖井丹、邊春光、陳翰伯、王子野、許力以、王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