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縮小美國的兩性工資差距幾乎完全靠所謂“做個男人”式的戰(zhàn)略。女性得到的忠告是完成學業(yè)，找份工作，學習技能，積攢經(jīng)歷，拿到終身職位后找個伴兒，再把生孩子的事盡量拖著。一個女人越是把家庭責任往后推，她的“前父母”階段越長，她一生的收入也就越高。

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女性以及更年輕的一代大多想這樣以男人自居。蘇珊·佩德森就是個樣板。她是歷史學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獲哈佛大學終身教職。她當時已婚，三十好幾，但在功成名就之前一直沒要孩子。她在采訪時說特別想要孩子，但這會威脅到自己的事業(yè)，因此只能一拖再拖。

佩德森事業(yè)的成功說明，這種策略還真管用—這當然是對于那些能推遲生育的少數(shù)人而言。那些晚要孩子的女性確實比早生孩子的母親收入高，機會多。丹尼利·克里滕登（跟我同姓，但沒親屬關系）是反女權主義的倡導者，她鼓勵女性結婚生子，但這番忠告根本沒考慮上述及其他鐵的事實?？死镫菑臎]有告訴讀者，年輕夫妻比大齡夫妻更容易分居、離婚，這樣母親和孩子就易于陷入貧困。這么多女性靠救濟生活，就是因為她們聽了她的勸告：結婚，早要孩子，然后被遺棄，被迫獨立謀生。

但像男人那樣也有風險。許多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女性堅持晚育，等想懷孕時，又發(fā)現(xiàn)為時已晚。（我知道這種策略的風險所在。我1982年生的兒子，當時我已經(jīng)到了生育年齡的上限。我在幾個電視節(jié)目里大談晚育的好處，直到發(fā)現(xiàn)很多40多歲的朋友已經(jīng)不能懷孕才醒悟。）成千上萬的女性覺得做個男人并不是她們想要的生活。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說，在差不多有資格成為美國退休人員協(xié)會成員之前，她們不會要孩子。

在法國和瑞典，人們采取了另一種策略。在這些國家，政府、私企雇主還有丈夫，一起分擔撫養(yǎng)孩子的成本。這使女性能既做母親又干工作。例如，在法國，有兩個學齡前兒童的家庭每年約有1萬美元補貼，包括免費醫(yī)療、住房補貼和一流的免費學前班。結果，兒童貧困現(xiàn)象很少見。在法國，母親與其他人群的工資差距比在美國或英國要小得多。

一稱贊歐洲，很多人就會說，美國永遠不會提供這么慷慨的社會政策。但事實上，美國的確是極其慷慨的福利國家。但與西歐不同，美國政府不是保護母親，而是保護士兵。

男人推遲或中斷工作去服兵役，就等于為自己一生的收入納稅，和媽媽稅差不多。例如，越南戰(zhàn)爭期間被征入伍的白人男子在20世紀80年代比一般人大約少收入15%。這種“軍人工資差距”與家庭工資差距極其相似，這又一次說明，不能把母親的低收入完全歸罪于性別歧視。

但是，政府對士兵和父母—特別是母親—所付出的經(jīng)濟犧牲持不同態(tài)度，這無疑是歧視性的。所有美國人都受到號召，給退伍軍人以“補償”—家庭主婦錢袋的損失有增無減，而退伍軍人的經(jīng)濟損失卻能從各方得到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