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講：人是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領袖來主持的。大概有人類就有黨，除政黨外還有朋黨、鄉(xiāng)黨等小黨。毛澤東同志就提到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同好者為黨，同利者為黨，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結黨為了營私，黨成了求權、求榮、求利的工具。項羽、劉邦為楚漢兩黨，漢黨勝，建劉漢王朝，三國演義就是曹、孫、劉三黨演義。朱元璋結黨扯旗，他的對立面除元政權這個執(zhí)政黨外，還有張士誠、陳友諒各在野黨，結果朱黨勝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產黨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專門為解放全人類而做犧牲的黨，除了人民利益，國家民族利益，黨無私利，黨員個人無私求。無數如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焦裕祿這樣的基層黨員，都做到了入黨無私，在黨無私。但是當身處要位甚至領袖之位，權握一國之財，而要私無一點，利無一分，卻是最難最難的。權用于私，權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無私的戰(zhàn)士易，做無私的官難，做無私的大官更難。像總理這樣軍政大權在握的人，權力的砝碼已經可以使他左偏則個人為黨所用，右偏則黨為個人所私，或可為黨員，或可為黨閥了。王明、張國燾不都成了黨閥嗎?而總理的可貴正在黨而不私。

如果說總理要借在黨的力量謀大私，鬧獨立，鬧分裂，篡權的話，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條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五十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第一次是紅軍長征時，這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成員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后)，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tǒng)一，得以順利北進，扎根陜北。第二次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進情緒明顯抬頭，周恩來、劉少奇、陳云等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大怒，說不是冒進，是躍進，并多次讓周恩來檢討，甚至說到黨的分裂。周恩來立即站出將責任全部攬在自己身上，幾乎逢會就檢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住黨的團結，保住一批如陳云、劉少奇等有正確經濟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為黨渡危機。而在他修訂規(guī)劃時，又小心地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將“十五年趕上英國”，改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后，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云，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下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騙取了毛主席信任。這時作為二把手的周恩來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畢恭畢敬地向他當年的學生，現在的副統(tǒng)帥請示匯報，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大會堂等公眾場合為之領坐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當時的投機表現、身體狀況，總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這個班的，但主席同意了，黨的代表大會通過了，他只有服從。果然，九大之后只有兩年多，林彪自我爆炸，總理連夜坐鎮(zhèn)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余黨一網打盡，為國為黨再定乾坤。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總理威信已到絕高之境，但“四人幫”的篡權陰謀也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這時已經不是拯救黨的分裂，而是拯救黨的危亡了，總理自知身染絕癥，一病難起，于是他在抓緊尋找接班人，尋找可以接替他與“四人幫”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鄧小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顧危病在身飛到韶山與毛澤東商量鄧小平的任職。小平一出山，雙方就展開拉據戰(zhàn)，這時總理躺在醫(yī)院里，就像諸葛亮當年臥病軍帳之中，仍側耳靜聽著帳外的金戈鐵馬聲?！八娜藥汀蔽ㄒ患蓱劦木褪侵芏鱽磉€在世。當時主席病重，全黨的安危系于周恩來一身，他生命延緩一分鐘，黨的統(tǒng)一就能維持一分鐘。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沒有了彈藥的戰(zhàn)士，只能以重病之軀撲上去堵槍眼了。癌癥折磨得他消瘦、發(fā)燒，常處在如針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來連大劑量的鎮(zhèn)痛、麻醉藥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著，他知道多堅持一分鐘，黨的希望就多一分。因為人民正在覺醒，葉帥他們正在組織反擊。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說：“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當時消息還未正式公布，但群眾一看醫(yī)院內外的動靜就猜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