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禮儀之邦，向來注重德，講求德政、德治、德禮、德行。德不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國之基。在封建時代，“三綱五?！笔蔷S護等級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會的倫理道德原則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與此相適應的是忠、孝、節(jié)等倫理道德規(guī)范。既然是一種社會規(guī)范，因不同的社會身分，德就細分為多種，比如醫(yī)生要有醫(yī)德，教師要有師德，公眾要遵守社會公德。《周禮?地官》，列出六德：知、仁、圣、義、中、和。老子《道德經》，列出三德：禮、義、仁。儒家列出五常，仁、義、禮、智、信。

德是維系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有序運行的基礎。俗話說，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德的水準反映了社會文明的程度。德也是一種文化，一種傳統(tǒng)，體現了不同的社會需求與時代精神。比如，中國傳統(tǒng)的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人性本善的基礎原點上，重忠崇仁，強調通過德治，達到社會和諧，體現了農耕文明內斂、節(jié)制的特征；而西方的德深受古希臘民本思想的影響，在人性本惡的基礎上，重信崇智，突出法治的力量以達到平衡，顯現了商業(yè)文明張揚、理性的特征。

三、何為官德

官德是官員所應恪守的職業(yè)道德，是官員工作生活、思想行為的規(guī)范與準則，是從政之道、用權之德。是在權力這個大背景下的行為規(guī)范。

在中國古代，“內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指修身以成圣賢之德，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皟仁ネ馔酢敝溃前采砹⒚?，更是歷代的為官之道，它強調德行是治國的前提，也就是說，權力只有以德為指導，才有正確的方向，因此“治人”必先“修己”。

中國封建時代一向重視德治。一是 “為政以德”，即執(zhí)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眾，以贏得百姓的擁護；二是以身作則，以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就出現了對官吏的道德評價，孫叔敖是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寫的第一個人物，被尊為“循吏第一”，即奉法循理的官員。官德的標準，不同時期側重不同。在司馬遷的筆下，行教、清廉、守法便是好官。在戰(zhàn)國、秦及漢初，守法則首當其沖。到了“獨尊儒術”時期，推行教化又成為好官的標準。三國末年，根據司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為好官標準，清官也就逐漸成為好官的代名詞。唐太宗李世民結合漢代劉向“六正六邪”之說，將好官的德行分為六類 高瞻遠矚的圣臣、扶善除惡的良臣、進賢不懈的忠臣、明察成敗的智臣、廉潔奉公的貞臣、剛正不阿的直臣，以圣明、賢良、忠誠、睿智、貞潔和正直作為官德的六大內容。

德是一定時期社會經濟的產物，永恒不變的倫理規(guī)律與道德教條是不存在的，但這不是割斷歷史的借口。作為歷史范疇的官德，有一部分被繼承和延續(xù)下來。比如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無私奉獻、岳飛“精忠報國”的愛國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氣、孫中山“天下為公”的堅定信念等。而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與建設中又出現了許多道德楷模。比如大無大有的周恩來、堅持真理的彭德懷、一心為民的焦裕祿、敢說真話的朱镕基 他們都賦予了官德以新的時代內涵。

四、為何現在又提講官德

其一、“治國先治吏”，這是由官德的相對特殊性與重要性所決定的。官員是社會的“強勢”群體，他們掌握著人民賦予的權力，代表著黨和政府形象，管理著公共資源。官員是社會的風向標，其道德水平的高低，決定著權力的正邪走向，關系著民心向背，影響著社會風氣和道德風尚，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關系著黨和國家的興衰存亡。200多年前，法國的路易斯·博洛爾曾說：在一個國家里，為政者的品質總是影響并成為該民族性格品質的模型。惡劣的政治道德可以像瘟疫一樣傳染給人民。所謂官風不正，民風難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