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1925－1927）》一書中收錄了作者于1926－1938年間撰寫的有關中國大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在附錄中收入了反對派其他領袖的相關重要文章。按作者寫作文章時所處的狀態(tài)，譯者將這些文章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在黨內斗爭時期，這些文章（附錄中的文章也包括在內）的宗旨是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錯誤的中國革命政策進行批判，并力求糾正它們，以拯救中國革命。第二部分是托洛茨基在流放阿拉木圖和流亡國外期間寫的，這些文章主要是對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進行進一步的總結和對斯大林的錯誤路線進行更加深刻的批判，只有在流放阿拉木圖時寫的《共產國際納草案批判》中的有關中國大革命的章節(jié)《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以及《第六次代表大會后的中國形勢》兩篇中有對正在推行的武裝起義政策的批評。

托洛茨基是一位多產作家，據(jù)本西方學者統(tǒng)計，如果給他出全集的話，會多達150卷，他的著作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文學、歷史、思想、社會、軍事等諸多領域，而且在每個領域中都留下深深的痕跡。不過，據(jù)筆者愚見，論述革命，分析形勢，預見形勢發(fā)展的走向，據(jù)此制定正確的革命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著作，是他的作品中的精華中的精華。托洛茨基是一個創(chuàng)造革命歷史的人物，他親自領導了1905年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他關注在他有生之年中發(fā)生的革命：中國革命、西班牙革命、德國革命（即人們現(xiàn)在稱之為德國的反法西斯斗爭的歷史時段），并對領導這幾場革命的斯大林集團的錯誤路線進行了斗爭，發(fā)表了即時評論。在此順便說一下，拙譯《托洛茨基論反法西斯斗爭》一書將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些著作都是他與領導這幾場革命的斯大林集團的錯誤路線斗爭的記錄，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革命領袖與“革命”官僚的區(qū)別。而且他的批評是建設性的，在這幾場斗爭中，他以對革命形勢的正確判斷、革命進程的準確預見以及據(jù)此制定的可以扭轉乾坤、挽狂瀾于即倒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展示了這位革命領袖的馬克思主義的素養(yǎng)、雄才大略、高瞻遠矚。

中國革命當時就對這場斗爭雙方的理論、立場、戰(zhàn)略戰(zhàn)術進行了檢驗，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決：斯大林集團強加給中共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錯誤的，它葬送了中國大革命。由于斯大林拒不接受托洛茨在的批評和建議，因而他未能挽救中國革命，但他對斯大林路線的批評的正確性，也得到了歷史的確認，只不過是以中國革命失敗的形式。然而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史學界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都不顧歷史事實，繼續(xù)維護斯大林，貶損托洛茨基。改革開放后，斯大林的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光環(huán)不再，相關研究已經客觀得多。許多研究者都承認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批評是正確的，但又認為由于中國無產階級的弱小，失敗是無法避免的。因此斯大林的錯誤只是加重了失敗的程度和后果。托洛茨基對他的錯誤的批評雖然正確，但也改變不了力量對比，扭轉不了失敗的大局。因此他建議在革命高潮期建立蘇維埃，爭取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領導權，最后奪取勝利，都是烏托邦，也同樣的錯誤的，更何況他還反對在大革命失敗后進行的武裝起義。其實，這是對托洛茨基的理論、立場和他對形勢的判斷不解所致。

斯大林的中國革命路線的理論基礎是三個階段，即像中國這樣落后的國家首先要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二個階段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fā)展生產力，使之達到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最后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在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中，應該由資產階級掌握領導權。托洛茨基的理論基礎是不斷革命論，這個理論認為，越是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就越軟弱，它無力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只有率領城鄉(xiāng)小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掌握革命的領導權，才能把這場革命進行到底，但由于無產階級掌握革命的領導權，革命就不會因實現(xiàn)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而止步，它將進入更高的階段——社會主義革命。因此，為了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無產階級必須爭取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

理論的不同造成了二人立場的區(qū)別。信奉三個階段理論的斯大林認為中國無產階級軟弱，他依靠的是有實力的集團和“革命”將軍，尋求與他們的聯(lián)盟，讓無產階級為資產階級作苦力，堅持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反對在革命高潮時建立蘇維埃。托洛茨基則認為無產階級的強弱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能夠讓國內小資產階級追隨自己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正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因此他力主在革命高潮期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

正是因為無產階級在力量對比中不占優(yōu)勢，所以對它的領導者——革命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它能夠正確地判斷形勢，制定正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大革命失敗后，斯大林主張武裝起義，是因為他認為革命進入高潮，進入武裝奪取政權的前夜。托洛茨基之所以反對武裝起義，是因為他認為，中國革命經受在蔣介石政變和汪精衛(wèi)清共的兩次沉重的打擊后，已經陷入低潮。在對形勢的判斷中，正確的還是托洛茨基。

關于中國革命的路線之爭是1920年代聯(lián)共（布）黨內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目的除了挽救中國革命外，還要恢復黨內民主，即爭取批評、糾正領導人的錯誤、選擇自己的領袖、撤換不稱職的領袖的權利。

由于1923年開始的排擠托洛茨基的黨內斗爭徹底破壞了黨內民主，托洛茨基和反對派進行的這場斗爭未能挽救中國革命，恢復黨內民主，而是被歷史宣判為錯誤路線的制定者把對他進行正確批評——也同樣得到了歷史的驗證——的反對派領袖開除出黨。這肯定不是出于黨的需要，而是不稱職的領袖維護自己權力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