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我們自己的歷史。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來看，解決收入不公、實現(xiàn)公平正義的歷史意義在哪里？

我是學經濟的，喜歡到歷史領域里面串門。歷史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宏觀的視角。許多社會歷史現(xiàn)象，孤立地看和放在歷史大背景里面看，很多時候結論是不一樣的。

在中國，極端的貧富懸殊是歷史周期律的推手。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獨特的周期律--極端的不公導致社會的崩潰，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周而復始。

這只看不見的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中國的歷史進程。

幾千年前的一個夜晚，有一群困居大澤鄉(xiāng)的衣衫襤褸的農民，將寫有“陳勝王”三個字的布條，塞進了一條魚的肚子里。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那幾雙粗糲的手，將一種獨特的周期現(xiàn)象塞進了中國歷史。中國的中下層人民啟動了他們推動歷史的獨特方式。從那以后，幾乎每個朝代都經歷了一個從相對公平，到不公平，到極端不公平，到下層人民無路可走，最后推翻重來這么一個周而復始的過程。而每一個朝代在結束前夕，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財富高度集中，幾乎都出現(xiàn)了畸形的“精英繁榮”，尤其是出現(xiàn)了土地高度集中?，F(xiàn)在有些人認為土地集中就是社會化，而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朝代末期，土地“社會化”的程度都非常高。我常常想，這個由不公正推動的，通過下層人民迫不得已而聯(lián)合起來實現(xiàn)的周期律，是不是中國最重要的國情之一？是不是中國有別于其他國家的主要歷史傳統(tǒng)之一？中國在學習借鑒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時，又是否能離得開這個國情？

那些研究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在這個循環(huán)往復的周期里，幾乎每一個能贏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都是從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通過“均田”實現(xiàn)相對公平開始的。在農業(yè)社會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如同今天的資本。所謂“均田”當然是沒有土地的人均豪門的田，而不是有錢的豪門均窮人的田。這似乎是每個朝代的必修課。那些沒有做好這門必修課的朝代往往都成了短命的朝代。這樣的例子有好幾個，著名的大約有晉，離我們近的是民國。我們就看看民國吧。

辛亥革命以后，中國是什么樣子呢？原有的社會結構被民國幾乎完整地繼承下來。除了清變成了民國，一切因循。當然，這也不能怪民國。正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描述的一樣，辛亥革命本來就是城頭變幻大王旗。清朝末年就已出現(xiàn)的貧富懸殊、土地集中等社會結構問題被原樣照收。所以，如果把民國放在中國歷史的周期中來觀察，你會發(fā)現(xiàn)，民國沒有完成中國歷史周期上每一個長壽朝代開始時的必修課，先天不足。孫中山是看到了這一點的，因此他提出了“三民主義”，要平均地權、節(jié)制資本，似乎是要給民國開個補習班，補上公平這一課，為民國的延續(xù)奠定社會基石。但是由于多種原因，這個過程被豪門對財富和權力的壟斷打斷了。先天不足的民國從而失去了可以長期延續(xù)的歷史機會，民國的精英走到了中下層人民的對立面，中國進入了長期的動蕩。我想，無論什么人，無論他對民國抱有什么態(tài)度，是愛還是恨，抑或是愛恨交集，只要將民國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中，就不得不承認民國這個致命的缺陷。

這個問題，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得到最終解決，近代中國的社會動蕩才得以消除。從歷史大背景看，新中國的奠基者，顯然對中國歷史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共和國從成立起，就開始打破不合理的社會結構，試圖從體制公平這個角度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奠定基礎。

讓我們暫時拋開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專從中國歷史周期的角度來考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