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wèi)兵”們列舉鄧小平的“罪證”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批判鄧小平50年代的一些講話，說鄧小平代表“階級斗爭熄滅論”的錯誤路線。其實這不過是鄧小平在當時一種尊重事實的正確估計，然而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誰還認為這不是一條“罪證”呢？二是誣陷鄧小平反毛主席，并引用鄧小平曾說過的話加以證明：“毛主席從來沒說過，他不犯錯誤?！薄巴飨目捶ú灰恢率强赡艿膯?？當然是不可能的?！?

……

這些話在現(xiàn)在看來完全是事實，根本沒有什么錯誤，但在當時林彪鼓吹“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像毛主席這樣的天才，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時候，當然是“罪大惡極”的了。

“造反派”給鄧小平增加的第三條罪狀就更滑稽可笑了——鄧小平愛玩橋牌，這是資產(chǎn)階級腐化墮落的生活作風。不錯，鄧小平的確愛玩橋牌，而且是個橋牌高手。世界著名橋牌冠軍美籍華人楊小燕曾說：“在牌桌旁，可以感覺到鄧小平是一個偉人，他的打牌技術(shù)又穩(wěn)又精，令人吃驚的是，他是如此高齡的人?！毕矚g打橋牌竟然也成了一條“罪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最后一次批鄧的喧囂聲散去了。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了一個極其錯誤的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保留黨籍。

當劉少奇聽到自己被永遠開除黨籍的消息時，他已經(jīng)病得奄奄一息。這個決定對這位年過古稀的老人打擊太大了，他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嘔吐，血壓陡然升到260/230汞柱，體溫也升到40℃。他已完全喪失了抵抗疾病的能力，而實際上他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后來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孤零零死在河南開封。

相對而言，對鄧小平的組織處理，還算高抬貴手，總算留在黨內(nèi)了。究其原因，大概是毛澤東覺得鄧小平曾是堅定維護自己的人。1935年，鄧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就是因為他堅定地執(zhí)行了毛澤東的路線，而且鄧小平戰(zhàn)功赫赫。毛澤東歷來都是很重視鄧小平的才干的，毛澤東認為有那么一天還得鄧小平出來收拾殘局，結(jié)果被歷史所證明。另外，林彪、江青他們給鄧小平列的“錯誤”，也不過是1962年“包產(chǎn)到戶”，“文化大革命”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和不經(jīng)常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此外，也確實找不到更多的“罪行”來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不管最高決策人是怎么打算的，鄧小平的黨籍還是保住了，這對以后的啟用，畢竟是有益的。

“一號令”把鄧小平趕到了江西，周恩來一個電話為小平保平安

1969年10月13日，蘇聯(lián)軍隊和中國軍隊在新疆造成了一場比珍寶島戰(zhàn)役更大的軍事沖突，林彪利用這個機會，于10月18日發(fā)出了“第一號令”，宣布全軍進入緊急戰(zhàn)備狀態(tài)，令北京機關(guān)、學校人員疏散，一律搬到外省偏僻的山區(qū)。這一號令，把那些被打倒的、靠邊站的對手，一律趕出北京，化整為零，分而治之。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運，隨著“林彪一號令”的發(fā)布，變得更加險惡了。

當鄧小平接到勒令遷往外地的通知時感到十分震驚。他望著空蕩蕩的房子，家里只有他、卓琳、繼母夏培根三位老人。五個孩子，東一個西一個的，最不幸的是大兒子鄧樸方，傷殘了，生活不能自理，還不準回家。此刻，將他掃地出門，命運之舟要將他載向何方，還是一個未知數(shù)。

當周恩來得知林彪下達“一號令”后，立刻就看透了林彪的用心。他果斷地采取兩項應急措施：一方面以巧妙的方式向毛澤東揭露了林彪“一號令”心懷叵測的真正意圖；另一方面又冒著風險給各地打電話，提醒各省負責人要妥善照顧好這批老干部。周恩來給江西打了個十分重要的電話，要當時江西領導人照顧好鄧小平夫婦。雖然當時江西負責人是林彪一條船上的，但他們也不得不顧及周總理的威望。事后看來，周恩來的電話對鄧小平一家的安危起了不小的作用。

飛機在南昌機場降落，鄧小平夫婦及繼母被“請”上汽車，帶進江西軍區(qū)招待所。在這里，鄧小平挨了一位江西省軍區(qū)負責人必不可少的訓話，不準他們隨便外出，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并派給鄧小平一個姓黃的管理秘書，名義上負責鄧小平一家三口的生產(chǎn)勞動、學習資料和生活上的事，實際上主要是監(jiān)護。幾天之后，三個人被送到南昌郊外一所無人管理的步兵學校，這座原步兵學校校長住的兩層灰磚樓成了鄧小平一家及其監(jiān)護的住所。

這地方倒算安靜，讓這位中外聞名的政治家，可以安安靜靜地回憶過去和思考現(xiàn)實與未來。三年多的流放勞動生活，對于鄧小平來說，倒是一個整理自己思想的好機會，也許他后來許多偉大構(gòu)想的藍本就是在這里醞釀的呢！

只是這軍校因長年無人而變得殘缺不全，大風呼嘯，穿堂而過，門窗被撞擊發(fā)出咯咯吱吱的聲音。過了幾天，在鄧小平的申請下，他和妻子被人押送步行到新建縣拖拉機制造廠去勞動，大約要步行二十幾分鐘。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學過鉗工，在這里派上了用場，他像一個老工人一樣熟練地做著這個工作，卓琳則做拆洗線圈的工作。在工廠勞動也是監(jiān)護勞動，看管人員總是目不轉(zhuǎn)睛地監(jiān)視著這個“第二號走資派”，沒有得到許可，不準和別人說話和干別的事。

盡管如此，但與從前比較起來，對鄧小平來說，總算是一個令人寬慰的變化。在京被看管的那段時間，他的電話線被切斷，不準收看電視和報紙，完全與世隔絕，而現(xiàn)在他可以收聽電臺廣播和閱讀《人民日報》，也可以從工人們的議論中聽到一些情況，這對于這位憂國憂民、關(guān)心時勢的政治家來說，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