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聽到這里，饒有興趣地問陶魯笳，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字不識字？

陶魯笳當即在紙條上寫了“陳永貴”三個字，并說，從小窮，沒有上學讀書的機會，他不識字，這些年掃盲，還能看報紙，是個“大老粗”。他雖然不識多少字，書本知識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說他沒有工作能力。他是個善于向社會實踐學習的人，這方面的悟性很高，他還懂得什么叫邏輯。不久前他在太原作報告，趙樹理聽了很佩服，對陶魯笳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jù)典，但他的觀點完全合乎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

這時，毛澤東對大寨和陳永貴以肯定和贊賞的語氣說，窮山里出好文章。唐朝時山西有個大學問家柳宗元，他在我們湖南零陵縣做過官，那里也是窮山區(qū)，他在那里寫過許多好文章。

毛澤東又高興地問陶魯笳，你們有他的材料沒有？《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我沒有看。

毛澤東回到北京以后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來總理就派農業(yè)部部長廖魯言到大寨做了20天考察。廖部長著重總結了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按照農業(yè)“八字憲法”建設穩(wěn)產高產農田的經驗。他特別贊賞大寨經過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為活土層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墑的“海綿田”。他認為這種“海綿田”對于發(fā)展我國旱作農業(yè)具有普遍的科學意義。他回京后，向周總理和毛主席作了書面匯報。

同年5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在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毛澤東講，農業(yè)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種好16億畝地的基礎上，建設4億多畝穩(wěn)產高產田，要逐步減少糧食進口，以增加新技術的進口，需要加強內地建設。這或許就是農業(yè)學大寨的來由吧。至于“農業(yè)學大寨”這個字句，中央文件可查見的是1966年8月14日發(fā)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其中在講到毛澤東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決策中，就有“工業(yè)學大慶、農業(yè)學大寨”的字句。

1964年12月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代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公開表彰大寨是農業(yè)戰(zhàn)線的一個先進典型。眾所周知，這個報告是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周總理在報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yè)建設、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先進典型?！边@個大隊，原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結合運用“八字憲法”，高速度地發(fā)展了農業(yè)生產。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把過去的4？700塊土地并成了2？900塊，并且都建成為旱澇保收、穩(wěn)產高產農田……他們正確地處理了集體和國家的關系，他們只向國家借過一次錢，第二年就歸還了。從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這個大隊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1？758？000斤糧食，每戶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