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控制民國軍事，一家控制政府財政，一家控制民國政權，一家控制巨額資金，關系盤根錯節(jié)、沆瀣一氣的“四大家族”集團，在中國，除了不能打敗日本人和共產黨，還有什么事情是他們做不到的？私利熏心的他們勾結起來，足以把民國國庫搬回家，輕而易舉地將民營企業(yè)家苦心經營的財產占為己有。

前門走下公務車，后門堆積金山銀山，有人問他：“你是官還是商”。他不置可否，世人稱之為“官僚資本家”。

左手掌控著政府的“鐵犁”，以“國家”的名義，到處收編企業(yè)；右手則伸進民營企業(yè)家的口袋。這已經完全超越了道德的范疇，官僚體制已經擊潰了市場的“天枰”，官僚資本家“無意間”成為了受益者。

1930年代，日本煙草公司在日本軍隊的掩護下，一步步地掠奪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市場。陷入巨虧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向國民政府求助。國民政府沒有像日本政府一樣保護自己國家的企業(yè)，而是將其收編。宋子文則以施救者的姿態(tài)成為了公司的董事長，并掠奪了27%的股份。這家曾經與西方煙草公司抗爭的民族企業(yè)楷模，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官僚資本家奪走。

這只是宋子文眾多企業(yè)董事長頭銜中的一個。利用極高的政治特權和經營謀略，宋子文先是控制中央銀行、中國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發(fā)行貨幣、公債以及通貨膨脹等手段掠奪財富，在乘國民政府收編民營企業(yè)之機，入股企業(yè)為個人聚集錢財。

宋家是新華銀行、中國國貨銀行、中國保險公司、上海銀行、廣東銀行、四川絲業(yè)公司、振華造紙廠、民生公司、華豐和記紡織布廠、大中華火柴公司、華豐和記面粉廠、中華書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中國棉業(yè)公司、華南米業(yè)公司、雍興實業(yè)等40多公司的股東，其中7家銀行、12家商業(yè)公司、22家工廠、1家運輸公司。宋于文和宋子良還擔任這些企業(yè)的董事長或董事。宋家控制的產業(yè)涉及金融、紡織、面粉、制藥、印刷、釀酒、采煤、火柴、煙草、造紙、貿易等。

抗戰(zhàn)期間，他還利用旗下孚中貿易公司、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統(tǒng)一貿易公司、金川貿易公司和利泰公司，乘物資緊張、物價飛漲之機，倒買倒賣大發(fā)國難財。

宋家的資產數額一直是一個謎，有說有6億之巨，也有說只有幾百萬美金。不過數額多少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官僚資本家的豪取強奪，已經完全踐踏了市場秩序，給中國民營企業(yè)帶來空前的打擊。

四大家族中，與宋家皆有姻親關系的蔣家和孔家同樣坐等收利。宋家小千金宋美齡為蔣介石夫人，宋家大千金宋靄齡為孔祥熙夫人。而陳家與蔣介石關系甚密，是蔣的左膀右臂。常言道：“蔣家的天下陳家的黨，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財?！?/p>

孔祥熙出身山西富商世家，后接替宋子文任財政部長，與宋子文密切配合為個人斂得巨額財產?？准铱刂茟c記紗號、強華公司、大元公司、興業(yè)公司等。其中興業(yè)公司，在1939年7月成立時的資本額已經達到1200萬元，到1943年增為12億元，為后方資本額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個廠，經營的中心是鋼鐵。

陳家控制了大華企業(yè)公司、華西建設公司、中國工礦建設公司、華華綢緞公司、棉花運輸公司等公司，不少是規(guī)模很大的壟斷企業(yè)。

一邊是國家主義盛行，眾多民營企業(yè)被國有化；一邊是官僚掌握了這些企業(yè)的股權，形成產權復雜的官僚資本主義。

“既然中國的歷史傳 統(tǒng)不允許強大的（或相對強大的）政府與多元化社會中的各種自主集團同時并存， 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資產階級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著名社會學家 費正清

蔣介石的國家主義思想與大清末年盛宣懷國有化思想如出一轍，“四大家族”與盛宣懷一樣，變成了官商合一的官僚集團。不同的是，這個官僚集團掌控了整個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決策權，甚至勾結黑社會集團，采用高超的金融手段和卑劣的江湖手段，以國家主義的方式推動中國現(xiàn)代化，推動官僚資本家的財富膨脹。

官僚資本家的崛起，必然導致中國民營企業(yè)家的衰落。市場經濟思想的核心是公平和自由。在民族企業(yè)“黃金歲月”期間，軍閥混戰(zhàn)中央政府軟弱，中國市場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機會，民營企業(yè)也第一次獲得如此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

然而，蔣介石揮師北伐并迅速統(tǒng)一中國后，我們沒有看到一個統(tǒng)一的自由市場，而是看到他揮舞著國家主義“大棒”痛打中國民營企業(yè)。民營企業(yè)被擊潰，官僚資本家迅速膨脹，而政治越來越腐敗，國家再次陷入內憂外患的困境中。

尊重歷史，是觀察歷史的第一原則。國家主義是歷史的選擇，官僚資本家也是歷史的必然產物，道德的譴責無可厚非但過于膚淺。

官僚體制給予了官僚資本家斂財的機會，或許孫中山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大國家綱領的時候，就注定有這一天。

四大家族的爪牙同樣伸到了農村，四大家族直接間接操縱的銀行、合作社、合作金庫給農民放出的高利貸占農民總貸款額，在1938年為26%，1940年為38%，1942年為59%，1944年為25%。

國民黨在收編民營企業(yè)的過程中，共產黨也在江西贛南沒收地主的土地。但是，與國民黨的收編不同的是，共產黨沒收的土地不是據為己有，而是分給農民。

國民黨在收編私有銀行，控制中央銀行的過程中，共產黨也在江西贛南成立了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這個中央銀行創(chuàng)始人有五位，他們是毛澤民、曹菊如、賴永烈、莫均濤和錢希均。這五個人估計在宋子文控制的中國銀行任借貸員的資格都不夠，誰能相信他們能管理好蘇維埃政府的金融。

后來發(fā)生的歷史顯示，他們雖然沒有擊敗國民黨的中國銀行，但是卻為共產黨管好了“錢袋子”。更重要的是，他們這五位沒有像宋子文、孔祥熙、吳鼎昌一樣成為官僚資本家。

同為國有化，結果各異，兩黨歷史對照，發(fā)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