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洋務運動開始,中國商人大致經歷了這樣的身份轉變:官商、買辦、紳商、傳統(tǒng)商人到民族企業(yè)家,再到企業(yè)家兼“公務員”。
大清時期,以盛宣懷為代表的官商、唐廷樞為代表的買辦、張謇為代表的紳商、胡雪巖為代表的傳統(tǒng)商人同時存在。
大清最后十年和民族企業(yè)“黃金歲月”,民族企業(yè)快速發(fā)展,以榮氏兄弟、馬應彪、周學熙、陳光甫為代表的民族企業(yè)家紛紛崛起。
但是,當民族企業(yè)家腰纏萬貫,事業(yè)蒸蒸日上時,他們往往又選擇去當官,做民國的“公務員”。如周學熙出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張謇出任袁世凱政府農商總長,朱葆三擔任滬軍督府財政總長,榮德生出任北洋政府國會議員,陳光甫出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近代涌現了很多顯赫的商人,但是我們卻難以找到一位純粹的企業(yè)家。他們創(chuàng)辦商業(yè)的初衷可能是逐利,但是歸宿卻不是商業(yè)。事業(yè)有成之后,他們開始“不務正業(yè)”,開始樂衷于政治。他們都有一個共同情結——政治。
大清時期,狀元張謇依然棄官從商,展現了企業(yè)家的果敢、開明和冒險精神;大生紗廠的開工、發(fā)展,展現了企業(yè)家的堅韌品質和經營智慧;但是當張謇迫不及待地出任民國實業(yè)總長和農商總長時,我們在他身上沒有看到企業(yè)家的影子,看到的是他年輕時考取功名、安邦治國的濟世理想。當他憤然辭去農商總長一職時,我們依然沒有看到曾經的企業(yè)家,看到的是他在南通積極實現心中的濟世理想。
他棄官從商,一定程度上是他對孔孟之道的背叛;然而事業(yè)有成之后,他又棄商從官。或許“治國平天下”的濟世理想才是他人生的最終歸宿。
為實現“堯舜之治”,他全力建設“南通自治”,但是小有成就的“南通自治”卻拖垮了他商業(yè)基業(yè)。以企業(yè)之力辦社會之事,失敗已經成為必然。生前,他被國人推選為“最景仰之人物”,這或許是對他濟世理想的最好告慰。
張謇的“南通自治”是當時眾多企業(yè)家所羨慕和模仿的,一時間家鄉(xiāng)自治成為了企業(yè)家濟世理想的試驗田。
一方面是濟世理想,一方面是富可敵國的財富,當二者結合在一起,企業(yè)家就忘記了自己的天職,忘記了企業(yè)與政府的關系。
企業(yè)的力量足以改變國家的命運,但是企業(yè)不能代替政府,企業(yè)家也不能代替政客。
從清朝走出來的這批企業(yè)家的濟世理想是可以理解?!靶奚?、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古代知識分子的畢生理想。“君子取義,小人取利”,古代中國是一個倫理社會,“立功立言立德”才是正道,“利來利往”則被人鄙視。
在這種價值取向的社會中,中國商人遭受官僚鄙夷和壓迫,心生忌恨和敬畏;但是官僚的地位和榮譽,正是他們所向往的。所以,中國商人千方百計地與政府官僚靠攏,以提升社會地位,獲得社會認可。
中國商人對政治表現出非常糾結的情結:既愛又恨;既敬畏又拉攏。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商人都與政府官僚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不管是傳統(tǒng)巨商、官商、紳商還是買辦都與“官”關系密切。
“紅頂商人”胡雪巖,依仗左宗棠的政治勢力;一代“商父“盛宣懷,依仗李鴻章的政治勢力。沈萬三與朱元璋關系甚篤。呂不韋則曾輔佐秦莊襄王登上王位。席氏家族與國民政府的關系盤根錯節(jié)。
中國商人與政府官僚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給尋租留下了極大的機會。以至于中國商人都試圖擠進官僚,保護利益之余,達到“名利雙收”的完美境界。到了近代實業(yè)興起之后,以盛宣懷為代表的亦官亦商的官商,以公謀私,暗中暴富。這種行為,禍害百年。
但是,在政治社會中,商人極易成為官僚的“棋子”,政治斗爭往往殃及商人。呂不韋卷入嫪毐集團叛亂,秦王威逼,飲鴆而死;沈萬三卷入藍玉之案,被朱元璋充軍云南,財產沒收;胡雪巖在李鴻章與左宗棠的政治斗爭中被“獵殺”。如此慘劇,千百年以來,屢屢上演,血染商海。
在“士農工商”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的社會中,這批企業(yè)家敢于沖擊陳腐觀念,從事工商“末頁”,就應大受贊譽。
但是,政治情結一直縈繞在中國商人心中,就像揮之不去的幽魂,直至今日。
中國商人的追求是“自己和下一代人不再成為商人”,這直接導致中國商人難以轉變成真正的企業(yè)家。
《論語》指導著中國無數商人縱橫商海,卻鉗制了企業(yè)家的成長。所以“儒商”可能是個偽命題。要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所提倡的“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逐利應該成為一種主流的價值觀。
當然只看《國富論》是遠遠不夠的,亞當·斯密還有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論》,它告訴企業(yè)家除了逐利之外,還應有自我價值實現的道德追求。一本論經濟,一本論倫理,相得益彰,啟迪思想。
破除政治情結,成為真正企業(yè)家,靠商人個人遠遠不夠,需要社會構建一種真正認可企業(yè)家的價值觀和杜絕“尋租”的公平市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