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基本觀點
并非所有的意外都能帶來驚喜。
數字時代的革命者依然相信曾經的理想,那些人性中最美好的信念曾激勵我們努力地工作。如果我們能讓更多的人相信這些信念,并且我們自己也對此深信不疑,那么最終的結果肯定會是好的。
互聯網的迅速崛起是十分反常的,因為它設計之初的核心理念已經被另一個理念所取代,即互聯網作為一個整體已經重獲新生,它正在轉變成一個超然的存在。
在這種反常的新理念影響下,網絡設計里的“人”不見了,20世紀90年代時那種開放的網絡風氣也不見了,大家都開始玩匿名,玩“隱身”。這種倒退助長了虐待狂們的士氣,但它最大的反作用,在于降低了普通人在網絡中的地位。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部分是因為在網絡的第一次演進過程中,人們的義務勞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當大家紛紛開始利用網絡賺錢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在不涉及金錢的時候,網絡上的內容和文化發(fā)展得更好。
Google的理念是要把廣告和搜索聯系起來,但它的做法獨辟蹊徑,采取了一種含蓄的方式,并沒有把廣告做得很直白。早期的互聯網充滿了能量,并且?guī)в泻軓娏业膫€人色彩。人們建立的個人“主頁”風格各異,而且很“奇怪”。那個時候的互聯網堪稱百花齊放。
商人們自然也想利用互聯網來賣廣告(至少他們想在互聯網上尋找商機,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和Google競爭),他們覺得互聯網沒有缺點,他們貪婪地認為:只要我想干,就一定能成。反過來看Google,它抓住了數字技術的本質,找到了一塊永遠屬于自己的細分市場,最終建立了一套讓人和廣告和諧共處的數字化系統(tǒng)(它的地位就像MIDI一樣不可撼動)。Google是“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在數字化技術中得以成功應用的典范,系統(tǒng)中的所有元素(每一臺電腦、每一個人、每一比特信息)都毫無保留地服從于同一個標準,大家都匯聚在同一個節(jié)點上。
與MIDI不同的是,Google神秘的軟件標準并沒有被某一個人全部掌握,而是蘊藏在其計算機“云”中。
“云”(Cloud)泛指互聯網上所有可以調動的龐大的計算資源(computing resource),并不是存在于某一特定位置的單個實體。Google、微軟、IBM,以及許多政府機構共同組成了“計算云”(computing clouds)。任何想在互聯網上做廣告的人都必須使用“云”,否則就只能被晾在一邊,被歸入弱小而又不入流的子文化中去,就好像數字音樂人要想在數字時代生存,就必須使用MIDI一樣。在Google的例子中,它雖然形成了壟斷,但從外表上看并沒有那么明顯。(有時候,被固化了的數字細分市場會被某一家公司獨占,有時候又不是。盡管商業(yè)目的各不相同,但這個規(guī)律在其他例子中也是一樣。)
在Google所掌握的細分市場中只能有一家公司存在,所以它的大多數競爭對手都賺不到錢。像Facebook這樣的網絡巨頭已經用它自己的商業(yè)模式改變了行業(yè)文化,但到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它在商業(yè)上還沒能取得任何成就。
Facebook上確實有廣告,而且也在進行著其他多種商業(yè)嘗試,但到目前為止,它只賺了一點小錢,并沒能贏利。其他Web 20公司也是一樣。在一切東西都被數字化了的情況下,網絡效應會被加強,新入行的公司想靠廣告贏利都很難,因為Google掌控著一個關鍵的細分市場(廣告交換市場)。同樣的,想和eBay或者Cragslist競爭也很難。數字化網絡結構會形成天然的壟斷,這也就是為什么會有更多的人反對“智域”(noosphere)這個旨在集中互聯網上所有人智慧的概念。
在我看來,本來有很多種方法可以實現商業(yè)上的成功,但最后都被搞砸了。人們自發(fā)的行為中才真正蘊藏著商機,我最反感的就是“電腦萬能人無能”這種思想。
有了巨額投資的支持,許多年輕人都跑到互聯網上來創(chuàng)業(yè),他們復制出了一個又一個Facebook,商業(yè)利益的驅使又讓各種設計雷同的博客變得到處都是。這些設計都從某種程度上鼓勵人們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比如匿名評論),大家已經不再像網絡剛剛興起時那樣外向了。
由于人在網上是匿名的,所以各種創(chuàng)意都沒有了源頭,商業(yè)聚合和抓取網站會把各種匿名的創(chuàng)意碎片作為自己的產品,并對其進行炒作,人們已經無法知道這些創(chuàng)意的真正來源。
網絡極權主義者的出現
最近有一種網絡文化很流行,其影響力蓋過了其他網絡文化。它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但我有時把推崇這種文化的人稱做“網絡極權主義者”(cybernetic totalist),或者“數字極權主義者”。
網絡極權主義者包括以下一些人:開源文化界/創(chuàng)意共享界人士、人工智能界人士、Web 20圈內人士、反文件共享人士等。這些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數字文化起源的地方,但他們心中的圣地是硅谷。他們最喜歡的博客是Boing Boing、TechCrunch和Slashdot,《連線》雜志則是他們的紅寶書。
顯然我有些以偏概全了,上面列舉的所有人并非都是我批判的對象。實際上問題并沒出在這些技術專家們的心里,有很多人在使用網絡極權主義者推銷的工具,我所擔心的群體思考問題(groupthink problem)都出在這些用戶身上。
現在的數字文化最核心的弊端,在于它徹底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使得整個網絡成了一盤散沙。盡管網絡本身只是載體,并沒有太多實質內容,但人們卻開始更多地關注網絡概念,忽視了被互聯網連接起來的真實的人——而只有人才能創(chuàng)造有意義的內容。
在列舉網絡極權主義者時,我并不是在泛泛地說遙不可及的“某某某”。我的摯友、導師、學生、同事、驢友,他們都屬于那個群體。我的許多朋友不同意我的觀點,但令我高興的是,我可以和他們暢所欲言,同時大家還能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