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所謂辛亥革命的軟弱、妥協(xié)和不徹底中衍生出來的老生常談問題還有很多，如它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是什么性質(zhì)的革命？有無將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等等。在這些問題背后隱含的是總要把辛亥作為一種革命殊象來討論的執(zhí)著。而這種執(zhí)著從其形成過程看，來自于多方持續(xù)不斷的努力塑造。從日本鼓吹“東亞之孟祿（Monroe）主義”到新文化運動建構其合法性，從國民黨欲勾連民族革命至國民革命的譜系到共產(chǎn)黨要證明“救中國”者舍我其誰，上述力量都將作為殊象的辛亥革命固定化并普及化，且也印證了曾如野火般燃燒過清末革命少年之心的社會不斷進化、歷史總有階段等觀念有多長遠的生命力。其實二十世紀中國的三場革命從頭至尾相距不過三十八年，唐德剛先生筆下湍急的歷史三峽至今還未漂過，又何須亟亟乎將中國革命斬件上桌？“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jīng)文明之痛苦”雖經(jīng)不起史實的推敲，卻提醒我們以不同的歷史視野來解讀辛亥乃至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而這一視野可將其稱為現(xiàn)代轉型。從此視野看，一九一一、一九二八、一九四九自然都代表著一個政權的終結和一個新政權的開始，隨之自然有相當程度的歷史斷裂，但其延續(xù)性卻一直是稍被忽視的問題，在筆者看來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兩種延續(xù)性：

其一是由現(xiàn)代轉型之痛苦所帶來的延續(xù)性。西方現(xiàn)代的興起從不少方面看真的是一個偶然，但當這個偶然一手借堅船利炮，一手借文明的理由而演變成所謂貧弱之中國必須要遵從的普遍規(guī)律，從個人到國家的痛苦也就變幻為真真切切的東西。從太平天國后的自強（洋務）運動始，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孫中山、宋教仁等都曾各自承受著由近代變局所帶來的劇痛，無痛苦不會思改革；無痛苦不會思變法；無痛苦不會思革命。正是在這些痛苦中，中國的現(xiàn)代轉型啟動了、延續(xù)著，革命的延續(xù)性也正包含其中。但只要攫取這段歷史中的幾個片斷，或許會發(fā)現(xiàn)此種延續(xù)性的另一面。

一八五〇年代末，正躊躇滿志，欲滅長毛的胡林翼在長江畔馳馬，猛然看見兩艘火輪船，逆流而上，飛快游弋，中國船舶難望其項背。胡變色不語，回營途中忽大口嘔血，幾乎墜馬。此后每有人與胡談洋務，他總搖手閉目，神情黯然，嘆稱：“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起，湖南掘曾文正、左文襄墓；南京拆曾文正祠；上海李文忠銅像，白布纏頭與左肩，頸下懸牌，曰“滿洲奴隸”?！睹窳蟆纺硶畯V告稱章太炎為“近代民族主義偉人”，孫中山則只是“逸仙先生”。

一九二九年西湖博覽會開幕，革命紀念館展覽大量中山遺物，目的是要讓觀者知道，“一部總理革命史，便是全部的中國革命史”。同時他們也會看見章太炎的“落伍者丑史”相伴其旁。

一九五〇年，凡“中正路”皆須改名，殃及宋教仁公園。出版物封套上畫“黃花崗”即無人購買。

一九五一年，章太炎夫人謂：章氏與高爾基同年去世，而解放前上海即年年有人為高爾基開紀念會，而無人念及太炎者。即太炎門人，亦甚少提起……

如同上述人、事、物的命運一樣，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呈現(xiàn)出的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復雜面相，不過在這些面相背后，革命領袖試圖為萬千人造命，帶領他們向一個宏偉目標前進的理路卻基本無差，其吸引力因上通理想社會之實現(xiàn)，下連安身立命之需要而自不言而喻，尤其是對那些處于社會邊緣的人群意義重大。如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既是民國新定的國恥紀念日，也是革命青年柔石又一個身無分文的日子。他想吃一碗豆?jié){而不得，只能喝開水充饑，“一時心甚凄楚”，但“旋翻克翁（克魯泡特金）之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一讀”，則“心頗得慰”。

可是這樣的理路在具備吸引力的同時，也隱藏著相當?shù)奈ｋU，尤其是當“為萬千人造命”與中國近代急切、浮躁、激進的時代氛圍相結合的那些時刻。辛亥革命就已是“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jīng)文明之痛苦”，國民革命則演變成“誰要反對我革命的，誰就是反革命”，再過十幾年，曾很革命的國民黨也拖上了一個“反動派”的尾巴。在此進程中我們看到的是前人所謀的“幸福”非但對后人所謀的“幸?！焙翢o裨益，反而成了欲除之而后快的“痛苦”，往往當宏偉目標還是海市蜃樓時，已有的努力與建設就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其二是現(xiàn)代幸福之異化帶來的延續(xù)性。雖然二十世紀中國的不少努力與建設是無用功，但在步履蹣跚中，除了痛苦，她總也享受了些現(xiàn)代轉型帶來的福祉，不過這些福祉的異化又構成了中國革命的另一種延續(xù)性，比如洋務中常言的“長技”、“器物”，現(xiàn)在的“第一生產(chǎn)力”——現(xiàn)代技術。

在晚清士人的想象中，西來的鐵路、電報之類能使“遠者近之，疏者親之，縮大地數(shù)萬里，異種人無弗日近日親，于是墨子兼愛之學乃可以行”?？墒聦嵣希F(xiàn)代技術并未使中國或泰西離“日親”、“兼愛”更接近，反倒與戰(zhàn)爭、政治的關系日益密切，而自辛亥起，前述種種加上攝影、照明、電影、廣播等都成為中國革命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中國之大，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由重磅擴音器宣布共和國成立的聲音再如何洪亮，能聽見的也不過是廣場數(shù)萬之眾。而在此范圍之外的人想要迅速周知消息，就必須依靠更多的現(xiàn)代技術方能做到。有人就是在路上買了一份《大公報》，才知道“毛澤東當選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六人：朱德，劉少奇，宋慶齡，張瀾，李濟深，高崗，其余政務院委員和人民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委員都已選定了”。

不過以上例子僅僅說明現(xiàn)代技術對于革命中各類消息且巨、且深、且廣的傳遞效用。其實它們還有更深刻的影響力，因為在革命的激蕩年代里人性的惡之面不會少見，其造成的黑暗與血污往往不絕于書，沈從文即說：“（辛亥）革命印象在我記憶中不能忘記的，卻只是關于殺戮那幾千無辜農(nóng)民的幾幅顏色鮮明的圖畫?！贝送庠僮x一讀張勛屠南京后親歷者寫的《金陵半月記》、反映“二次革命”亂象的《焦溪焚掠記》和茅盾那幾本以國民革命為背景的小說也可略窺一二。雖然惡之面并不專屬于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中國歷史上從來不少“坑殺”數(shù)十萬降俘之事，也不少一場戰(zhàn)爭下來死亡人數(shù)驚人的例子，但能把動蕩、離亂、邪惡、黑暗與血污轉化為正義與邪惡之爭，革命與反革命之戰(zhàn)，甚至變?yōu)橐环N奇異的美學卻可能是要新技術與革命相結合后方能產(chǎn)生的獨特現(xiàn)象。一九一二年，有時人在中央公園看關于辛亥戰(zhàn)事的影片就指出其“形容北軍過甚”；而到一九四九年革命接近功成時，一蘇州市民參加完慶祝蘇聯(lián)十月革命紀念影片展覽會后才發(fā)現(xiàn)：“往昔吾人身居解放區(qū)，如在甕中，今見照片恍如夢醒。蔣幫戰(zhàn)器非不堅銳，何以不堪一擊，終如摧枯拉朽，失地折將哉？蓋亦有其故也，照過去戰(zhàn)役觀之，此后全國解放意料中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