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成本收益分析法相對的是政府實行資源配置。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fā)生以后的7年里，美國政府耗費了3000億美元巨資加大國土安全設施建設。但是一項有關挫敗未來恐怖襲擊、減少人員傷亡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這些耗資空前的安全投入，可能挽救的每一個人的生命成本，差不多是6400萬~6億美元。

作為對恐怖襲擊的應急措施，澳大利亞在國內(nèi)和國際航班上總共配備了130名空中警衛(wèi)，每年大約要花費2700萬澳元。這些空中警衛(wèi)也不是一點用處都沒有，在悉尼至凱恩斯的一次飛行中，空中警衛(wèi)招之即來，來之能戰(zhàn)，把一個持刀的68歲男子打翻在地，當場制伏。不過根據(jù)2008年的一項研究，實施這一計劃，每救一個人，就要耗費納稅人1。05億美元。

所有社會都想盡力實行自我保護，降低風險，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如果不計成本，我們很容易就做過了頭。實事求是地說，我們無法做到萬無一失。人們自我保護的價格有時不能萬無一失，如果堅持一絲一毫的風險也必須完全消除，這樣做要花多少錢，我們可能連想也不敢想。因為弄不清某項公共政策的成本與收益，導致耗費了巨資實施干預，到頭來得救的人寥寥無幾，更忽視了其他政策-花同樣多的錢，能夠使更多人受益。

在小布什執(zhí)政時期，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辦公室經(jīng)濟師約翰·F·莫羅爾三世發(fā)表了一份對幾十個法規(guī)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其中有的成本之高，令人瞠目結舌：1985年職業(yè)安全與健康管理局關于減少職業(yè)性甲醛接觸的一項法規(guī)，每年得救率僅有1%，按此計算，挽救一個人的生命成本是720億美元。

1980年的立法設立了“超級基金”，用于治理全美范圍內(nèi)的嚴重污染地區(qū)，在人類生命價值的量化上創(chuàng)造了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自從1980年以來，該基金共撥款320億美元，對全美幾百個可能危害人類生命健康的污染地區(qū)實施了治理。不過其中有些地區(qū)根本無人居住，國家環(huán)境保護局卻堅持認為這些地區(qū)也需要治理，理由是將來可能會有人居住。這些“可能定居者”的生命因此昂貴得出奇。

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關99個超級基金治理區(qū)域的人口研究得出結論，其中只有一處存在污染引發(fā)癌癥的風險，它也是環(huán)境保護局認定的風險最高的地區(qū)之一。對加州森尼維爾的西屋變壓器廠遍地線路板的舊址進行清理，據(jù)分析，可能使202人終生免于癌癥威脅，但是清理其他98處污染區(qū)域總共能使兩人免于癌癥。其中6處挽救每個人生命的隱含成本為500萬~1億美元，有67處挽救每個人生命的成本超過10億美元。還有兩處連一個人也挽救不了，因此算式的分母是零，該項成本也就是無限大。

盡管這些項目可能對環(huán)境有好處，但是對比世界上其他急需解決的問題，這樣做的代價似乎太高了。我們馬上可以想到新奧爾良的防洪設施，或者瘧疾防治。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認為，世界衛(wèi)生組織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qū)持續(xù)實施的大規(guī)模防治肺結核的計劃，2006~2015年共計需要120億美元。該計劃僅僅在埃塞俄比亞一個國家就可以挽救25萬人的生命，當前，埃塞俄比亞每年每10萬人中就有92人死于肺結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