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誰更好？在為本書作調(diào)查時，我遇到了許多從小摘棉花的人，但從未看到誰懷念這種摘棉花的方式。除美國外，幾乎所有國家的棉農(nóng)都還在人工摘棉花。的確如此。國際棉花咨詢委員會的特里·湯森告訴我，整個非洲都沒有一臺采棉機。摘棉花可能是份工作，但卻不是好工作。“瑪麗亞”們不會做頭發(fā)，也不會矯正牙齒。當(dāng)然，她們偶爾會在田里笑笑，但絕不是因為她們在摘棉花。

2005年，我遇到了得克薩斯州科技大學(xué)植物遺傳學(xué)和育種專題的講席教授迪克·奧爾德博士。他在棉田里長大，還記得自己曾經(jīng)在放學(xué)回家后摘棉花和除草，在無情的烈日下長時間地進行繁重的勞動。他反思自己的學(xué)術(shù)生涯：“為什么我今天會在這兒？為什么我一直作研究？因為任何人都不應(yīng)該那樣工作或過那樣的生活，任何地方都不應(yīng)該再像那樣。”

1999年，阿德里安·格溫仍然記得他75年前摘棉花的場景。雖然只有一天，而且是在很久以前，但足夠了：

給我多少錢，我都不會再干了。大約70多年前的一天，我是個合格的、拿工資的摘棉花工人，它改變了我。1925年或1926年，我經(jīng)歷了摘棉花的嚴峻考驗，就在1英里寬的棉花地里……我看到其他小男孩兒靠摘棉花掙錢，因此我也想掙點兒輕巧錢。摘100磅棉花的報酬是10美分。我看到黑人男孩兒和女孩兒每天掙20美分……要掙到那10美分，你必須在肩上箍一圈墊子，拖著近2米高的條紋棉布口袋，這個口袋能盛大約30磅棉花。我順著田壟走，把毛茸茸的白色棉花從棉鈴上摘下來，快速拋入口袋中。太陽剛出來一半時，我就感到我的口袋的底部有個洞。我的肩膀疼，腿疼，胳膊疼，手指疼-我渾身都疼死了，還沒有到第一壟的盡頭……我想把這稱為一天，但這天還沒過一半。我摘的棉花還不夠掙閃閃發(fā)光的10美分的一半的采摘量。當(dāng)斯坦提厄斯吹起喇叭、黃昏籠罩著棉田時，我回頭看了看我的口袋，它已經(jīng)陷到地里，卻還沒有被裝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