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列舉管子經(jīng)濟學的十項大要如下。掛一漏萬，吉光片羽，是名副其實的“管窺”。即便如此，對于那些跪在西方經(jīng)濟學面前的人也足以振聾發(fā)聵了。我們對比的時間跨度，是2700年。如果亞當·斯密是“鼻祖”，那么在這個鼻祖之上2500年的高度上還有一個“太祖”，只不過，俯首稱臣的人當然看不見。

1．天道倫理經(jīng)濟觀

管子把社會物質(zhì)生活條件作為政治和倫理的基礎，物質(zhì)財富和倫理利益觀念陰陽平衡，水乳交融。管子提出“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jīng)”?！暗隆钡牧鶄€主要方面是“厚其生”（日本“厚生省”名稱和內(nèi)涵的中國文化來源）、“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和“振其窮”，六德是國家政府的責任，是經(jīng)濟天下者的責任，是經(jīng)濟之道的“根本”?！傲x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yǎng)親戚；敬事忠信，以養(yǎng)君國，織嗇省用，以備饑饉?！倍Y有八經(jīng)，“所謂八經(jīng)者何？曰上下友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管子把經(jīng)濟和德、義、禮一體論之，表達是中國本土經(jīng)濟學的倫理本質(zhì)。西方經(jīng)濟學在分析的文化體系下，有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認識，仍然是“分而對立”的觀念。

胡寄窗教授認為“管子的哲學觀點和當時流行的天道觀念相同，把道看作是自然規(guī)律”，其實是他不知道在中國文化中，古代文言所說的“天道”就是今天所謂的“自然規(guī)律”。執(zhí)著文字，不明古今概念背后本質(zhì)含義的異同，是當今經(jīng)濟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的通病。所以學問之道，如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說，貴在“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易傳》有言：“富有之謂大業(yè)，日新之謂盛德”，管子認為管理國家必須做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全部經(jīng)濟事務無非自然倫理的物質(zhì)顯現(xiàn)，經(jīng)濟萬民就是大德，離開道德倫理論述經(jīng)濟，就只能象西方“黑板經(jīng)濟學”那樣，離開真實的經(jīng)濟，假想一個“經(jīng)濟”在那里自顧自地“實證”，淪為怪物而不自知。

2．勞動與土地結合的財富創(chuàng)造觀

管子所說的財富包括自然財富和勞動產(chǎn)品，前者如土地、山林、河澤等，后者如谷物、桑麻、六畜和房屋等。管子認為“理國之道，地德為首，君臣之禮，父子之親，復育萬人，官府之藏，疆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具取之地”?！暗卣?，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但是僅僅有土地而沒有人的力作，國家是不會富強的，“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薄疤煜轮谟昧?，用力之所生，生于勞身?！币簿褪钦f，有了土地，加上人類的勞動，財富由之產(chǎn)生。他指出國家貧困，主要不在于資源多寡，而在于勞動和經(jīng)濟制度，否則再多的資源也不會形成有用的財富：“一曰，山澤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溝瀆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具備，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于刻鏤，女事繁于文章，國之貧也?！?/p>

我們當然知道，如何組織勞動，是經(jīng)濟制度的根本問題，組織的高明與否決定了經(jīng)濟效率和財富的多寡?！痘实蹆?nèi)經(jīng)》所謂“主明則下安”。同樣的國家，為什么在實施不同的勞動制度后，前后貧富懸殊？管子在2700年前就給出了答案，把資源的德行相應性質(zhì)揭露出來。西方直到17世紀，才有英國的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財富的母親，勞動是財富的父親”的觀念；直到20世紀后半葉，阿馬蒂亞·森才論證清楚“貧困不是因為物質(zhì)缺乏，而是因為分配制度”，并因此榮膺1998年的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

3．民情自利與民德為圣的全面人性論

管子是世界上第一位清楚論述人性中的自利觀念和經(jīng)濟活動之間互動關系的人。他分析人有正常的趨利避害傾向時說：“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執(zhí)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孵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弊髡呓ㄗh不熟悉中國經(jīng)典而又以西方經(jīng)濟學為專業(yè)的讀者，反復誦讀上面的這段文字，基本上能夠讀出西方經(jīng)濟學的“大半江山”：自利假設、市場自由、自我調(diào)節(jié)、反對干預、政府守夜而民自富等等，西方要到18世紀，才由亞當·斯密表達出來。尊稱斯密為鼻祖，不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無知嗎？整個政府經(jīng)濟政策的核心法則全在“善者執(zhí)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這一句話中。整個市場經(jīng)濟中逐利的形象全在“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這一句話中。

最為令人敬佩的，管子不但認清人性中的自利傾向，令人難以置信地認識到民眾集體的智慧具有大德，集體的智慧和圣人一樣高明：“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圣。雖有湯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fā)于眾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圣，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表達。直到20世紀，“合而聽之則圣”的觀念才有了類似的現(xiàn)代版本，就是毛澤東主席的“人民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管子又說：“民之觀也察矣，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這哪里象2700年前的話，分明就是說：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有優(yōu)點就表揚我，我有缺點就批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