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后來成為“右派”頭面人物的上層人士中，有兩位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前期，梁漱溟曾經(jīng)與他們共過事，接觸較多，自然對他們的人品比較了解。盡管當初是為了共同抗日，后來是反對內(nèi)戰(zhàn)，目標是一致的，但梁漱溟在當時即感覺到這兩位“頭面人物”學術(shù)味不濃，特別是其中的一位更甚，有著明顯的從政謀私的氣味，而對此，梁歷來是不屑一顧的。海內(nèi)外學術(shù)界都認為，梁漱溟是中國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從梁漱溟青年時代的成名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到他90高齡才完稿出版的《人心與人生》，從他70年的治學經(jīng)歷看，他是當之無愧的。但頗有意味的是，梁漱溟個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卻有著濃厚的佛教色彩。他年輕時曾幾度決心出家而未如愿，而后從19歲茹素一直堅持到95歲病逝，達76年之久，在生活上淡泊如水。在病逝前一年的一次佛教文化研究的聚會上，他對趙樸初居士說，縱觀我的一生，從始而終我都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這一點還明顯地反映在他個人在看待名位利益上，也如同衣食居行一樣淡泊而無所欲求。他一生從事政治社會活動，則是多做事而不求高位，做好事而不謀己利。正因為這樣，在其坎坷不平的人生經(jīng)歷中，常常出現(xiàn)他為堅持自認為正確的己見而不顧一切的舉動，做出常人所不可理喻的“傻”事。梁漱溟知道那兩位后來被劃為“右派”的老朋友在新中國成立后，已官居中央部長，卻仍然有這樣那樣的意見，梁漱溟心里不以為然，也就決心不湊這個熱鬧了。當然，梁漱溟也并非能預料到緊接著會有個反右派斗爭的政治運動，他也想不到自己的那兩位老朋友竟會變成一個反黨“聯(lián)盟”的頭面人物。

在30年后的80年代中葉，在這兩位頭面人物先后病逝20年之后，有關(guān)方面為其中的一位召開90誕辰的座談會。其真實的含義是肯定這位必須保留“右派”帽子的頭面人物在歷史上的功績，以全面公正地評價其一生。幾乎所有到會的發(fā)言者，都從不同的側(cè)面回述這位頭面人物在不同歷史時期為國家為民族所作的貢獻，而沒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無人提及其1957年被判為“右派”的事情。梁漱溟是最后幾位要求臨時發(fā)言者之一。他以92歲的高齡，吐字清晰，沒有稿子，不到十分鐘的發(fā)言吸引著全體與會者。梁漱溟一開頭就說，大家都在緬懷他，先頭的好幾位都談及他的貢獻，他的優(yōu)點，聽下來大體都是事實。但我以為，作為老朋友，也不妨在緬懷時提及他的一些短處。人無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數(shù)十年的交往接觸中，甚至覺得他的短處、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一直改進不大。我說的是他常常過多地想到個人的得失，有時甚至擴大到難以駕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當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夠右派，這暫且不說，說的是他在1957年的舉動，正是他個人弱點的一次暴露，他吃了這個虧。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這樣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開始后，許多人都在說他這個人一無是處的時候，我心里卻念及他也為國家民族做過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種種好事時，我卻覺得應該提一提他的短處，他的弱點，他的不足。我以為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從此完整地看到每一個人的自我。我的話可能與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陳言于故人，為老友，也為自己，當不會有錯。我的話也就講到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