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中全會
當代中國的許多傳奇似乎都是從1978開始的。
1978年老年人記得最清楚的是漲工資,那一年全國60%的職工增加了工資,這是建國28年來動作最大的一次。當時沒有獎金、稿酬和加班費,工資是大家收入的全部。
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工資增長的速度都比較慢,好多年才能漲一次工資,而且每漲一級工資只有幾元錢,還不是每個人都能有機會。那時單位漲工資是有名額限制的,有時大約只有三成人能漲工資。工廠為了避免由此產生的糾紛,要詳細劃分漲工資人員的范圍,確定后還要張榜公布,程序相當嚴格。從一位陳大爺的賬本上看,1972年每個月他和愛人的收入是40.37元+35元=75.37元。這些錢要養(yǎng)活全家四口人,相當拮據。他一共掙了17年的40.37元,當時他經常想要是每月能夠掙100元,就非常知足了。
調查顯示: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1949年——1978年),城市居民收入增加緩慢。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151元增加到1978年的388元,增長1.6倍,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1.0倍,平均每年遞增2.4%。
蘇聯電影《列寧在1918》里有一句臺詞:牛奶會有的,面包會有的。這一年,中國人嘗到了牛奶面包令人愉快的香味。
當年的中國社會已經在發(fā)生變化,“兩個凡是”和階級斗爭的口號越來越不大聽得到了,一些農村偷偷把地分了。那一年的5月,《光明日報》刊登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隨后,一場規(guī)模宏大、內涵豐富、影響深遠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
(圖1) 光明日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圖略)
這些都是天大的事。
9月份,鄧小平在一次談話當中很尖銳的指出,我們太窮了,我們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fā)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這些話在當時需要多大的勇氣,但就是這種敢于面對的真誠態(tài)度,讓敏感的人們感到一個偉大的時代就要來了。
今天我們引以為改革開放標志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召開的。在這之前召開了36天的中共中央會議,兩個會議加起來共40天。今日已經很少有這么長會期的會議了。
(圖 2)十一屆三中全會舉手
這次會議作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戰(zhàn)略轉移:實行改革開放、啟動農村改革新進程。全會《公報》近萬字, 其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論述,即:“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分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yè)企業(yè)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yè)性的專業(yè)公司或聯合公司……”
這是中央首次提到“公司”的概念,雖然還沒有“股份”二字,但戰(zhàn)略意義深遠。
(圖3) 人民日報 全會公報
六年后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而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再一次的“三中全會”是1993年11月11日,第十四屆三中全會。會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斷。
三次“三中全會”,從改革開放;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意味著中國計劃經濟的大壩正在被市場經濟撬動,而這,正是股市這個純粹的市場經濟產物的生存前提,股市的種子正是從此時開始發(fā)芽。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就不會有今日中國股市,不會有“3.27事件”、不會有《人民日報》托市、不會有基金黑幕和開弓沒有回頭箭的股改,更不會有這本《中國股市記憶》了。
讓我們記住1978年,記住十一屆三中全會,記住這個偉人——鄧小平。
(圖片4)小平同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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