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清華的學風

清華的風氣向來是純凈好學的，這也許可以說是校園遠處郊外，少受城里牽動所致。其實正如梅貽琦校長1934年在歡迎新同學時指出的那樣：“大原因還是在于本校師生一向注重學問，顧全大局，所以雖亦經(jīng)過幾次風波，大家的學業(yè)未曾中斷。這是國內(nèi)今日很難得的現(xiàn)象?！苯又种v到人民社會的問題，確實反映了當時清華的特色。

“吾們在今日講學問，如果完全離開人民社會的問題，實覺太空泛了。在現(xiàn)在國家處于內(nèi)憂外患緊迫的情形之下，特別是熱血青年們，怎能不關心？怎能不著急？但是只有熱心是不能于國家有真正補助的。諸君到學校里來正是為從學問里研究拯救國家的辦法，同時使個人受一種專門的訓練，那么在這個時期內(nèi)，諸君要拿出懇求的精神，切實去研究。思想要獨立，態(tài)度要謙虛，不要盲眾，不要躁進。吾們以前吃虧的地方，多半是由于對事實沒認清楚，拿半熟主義去做實驗，仿佛吃半熟的果子，不但于身體無益處，反倒肚子疼。古人有一句話說：‘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茍為不蓄，終身不得。’這個意思，吾們可以引用。就是吾們要解決的中國的大問題，并不是一兩月或一兩年的事，雖然是急難當前，吾們青年人還是要安心耐性，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探討。如果四年之后，諸君每人能得到一種學識或技能，在社會上成一有用人才，可幫助國家解決一部分的困難，諸君才算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社會，這亦就是吾們向諸君所希望的。”

1934年，潘光旦先生寫給清華大學生的一封公開信，對我們當年的學生影響極大。他自己說：“此公開信作于十四年前，到十四年后的今日（1934年），我在這方面的看法根本上沒有改變。我自己參加民主同盟也沒有教我修改這一看法。”就我而言，到六十年后的今天（1994年）也還是受他這種思想的影響，基本上沒有改變。故有錄之的必要。

“……應該注意的是你對于目前政治局面的態(tài)度與操持。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人也許是一個政治的動物；但無論如何，我認為在學生時代，無論你所專攻的是不是政治學，你總應該培養(yǎng)一種所謂超然的興趣。英文里有兩個似乎相反實則相成的字：一個是Interest，平常譯作‘興趣’；又一個是Disinterestedness，或Detached Interest，卻都不太容易翻譯了，我在這里姑且把他們翻作‘超然的興趣’。所謂超然，指的是沒有作用，不涉及私人的利害關系。沒有作用的興趣才是真的興趣，其濃厚與不可移的程度要遠在有作用的興趣之上?！?/p>

這段話完全適用于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的每一個老師和學生，甚至我認為也應該適用于今日的大學生。理由如下，正是潘光旦老師說的那樣：

“在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環(huán)境里面，這類的話是不必說的，因為它們是當然的事。但可惜我們所處的并不是這種理想的環(huán)境。這是一個講究主義的世界，就是你想超然，別人往往也不容許你超然。遺著主義好比一個營盤，它自有許多招兵買馬的方法，要是你的超然的興趣不很濃厚，你早晚會加入它們的隊伍。在它們，固然有十分十二分的好意，以為多一個份子加入便多一份力量，革命的成功或理想的國家便可以早一天來到。但在這種熱心于改革的心情之下，它們往往不能兼顧到你的學業(yè)的程度，你的智力充分成熟了沒有，你的學問夠不夠教你自己抉擇，他們是無暇計及的。所以除了你自己替自己打算盤以外，還有誰可以替你出主意呢？要想取得這種自己出主意的能力，平日就得靠‘超然的興趣’的培植了。我說這番話，不但為大學生著想，我以為叫一個思想不成熟、學業(yè)不充實的人入黨，不但無益于這個人，并且妨害了一個黨組織的健全……”

“處今之世，從政不能無政黨。在亟求國家安定與民族復興的今日的中國，政黨的活動尤其是不能沒有——這些我都充分地承認。我目下對你要求的，就是，你的，你個人的實際政治活動應當暫緩至大學畢業(yè)以后；在沒有畢業(yè)以前，你對于政治的興趣應當和對于其他學問和事務一樣，完全取超然的方式，絲毫不受私人利害關系的支配。你真能把超然的興趣培植起來，你對于國家政治的認識力，一定會增加。這不但對于你自己有益，也就是未來政治清明的一些征兆。因為有效率的動作是建筑在清楚的認識之上的?！?/p>

幾十年來，不論是在國民黨統(tǒng)治的時候，還是在共產(chǎn)黨領導的時候，不論在政治機關的短期內(nèi)還是在學校校園的長期，我對實際政治，所取的完全是超然的方式。我?guī)资攴沼谛屡f社會的教學科研，就是對實際政治活動取超然的興趣，絲毫不受私人利害關系的支配，這種“超然的興趣”對我來說是很濃很濃的，這正表現(xiàn)我在政治學—憲法學—行政學的“興趣”方面，而對不講人情的“政治”和不誠實的“政治”絲毫不感興趣而又非常關注。但絕不愛它，似乎是離開得愈遠愈好。

但有許多人與我們政治學者或研究政治學的人不同。就政治興趣而論，我見到過兩種人，這兩種人也正是潘光旦先生所規(guī)勸的對象。這兩種人都是偏向極端的——潘光旦寫道——“一種人是太過熱心，很早就從事于實際活動的人，這種人在‘五四運動’以后，一天比一天增多。第二種人恰好和他們相反，他們對于政治完全不發(fā)生興趣，有的也許忙著某種專門的科目，無暇及此；有的也許根本覺得大學生活無非是一種不能不奉行的故事，對于任何問題可以不必太操心，國家的問題是有許多達官貴人過問，更不干他的事?！?/p>

潘先生最后寫道：“這兩種態(tài)度都是不恰當?shù)?。太熱心，固然妨礙了學業(yè)；太冷淡，以至于漠然無動于衷，也絕不是充滿著情感與理想的青年的健全的表示。唯有超然的興趣才能酌乎其中，無論從哪一方面看，是有利而無弊的。”我的全盤經(jīng)驗，特別是在清華政治學系對政治的興趣所采取的態(tài)度與操作完全印證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