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簡化漢字方面，錢玄同認為漢字難認、難記、難寫，不利于普及教育、發(fā)展國語文學和傳播科學技術知識，因此，他主張廢除方塊漢字?！皣Z羅馬字研究委員會”成立后，他為委員。在他參加的“數(shù)人會”的努力下，“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制訂出來并于1928年由大學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為“國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號”）。1922年，在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第4次大會上，他提出了《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案》，并成為“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學院公布了其中的324個字。這是歷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簡化漢字。1958年周恩來曾經(jīng)對錢玄同這方面的工作做過合乎史實的評論：“1926年產(chǎn)生了由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制訂的國語羅馬字，1931年產(chǎn)生了瞿秋白、吳玉章等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在談到現(xiàn)在的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

提倡白話文，推動漢字改革，在當時，這絕對屬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出格行為。錢玄同卻百折不撓，甚至不惜為此和同門翻臉。1930年代初，章太炎帶著黃侃到北京講學。有一天，在章太炎住處，黃侃對錢玄同開玩笑說：“二瘋，你來前，我告你！你可憐??！先生也來了，你近來怎么不把音韻學的書好好地讀，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話文。”錢玄同頓時翻臉，拍著桌子厲聲說：“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話文，混賬！”自此，黃、錢二人的同門之誼就此疏遠。錢玄同不僅呼吁提倡白話文，簡化漢字，他還提倡世界語，因他的提議，北京大學一度設立了研究世界語的機構(gòu)。

特立獨行的教授

錢玄同不僅在經(jīng)學研究和新文化運動中敢于引領風氣，在歷史研究和教書育人方面也毫不遜色。眾所周知，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史學領域崛起了一個新派別—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除了顧頡剛、胡適之外，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錢玄同。該學派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假說，推翻了舊有的由“盤古開天”“三皇五帝”往下說的舊歷史學說體系，取得了空前的成績。

毫無疑問，錢玄同是這一學派的肇端者，而這發(fā)源于他對古文經(jīng)學和今文經(jīng)學兩派的超越性思考。顧頡剛明確提及正是錢玄同的啟發(fā)，才使他走上了疑古的治學道路。他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說：“十二（1923）年，玄同先生給我一封長信，論經(jīng)部的辨?zhèn)?。我和他已?jīng)一年多不相通問了，忽然接讀這一封痛快淋漓的長信，使我精神上得著一種興奮。我就抽出一個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寫了一通復書……”這封復信，正是顧氏多年來蘊積于心中的關于中國古代史的系統(tǒng)看法。

后來以《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發(fā)表于胡適主持的《讀書雜志》，正式向?qū)W術界提出了“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學說。可見，這一學說得以出現(xiàn)，錢玄同居功甚大。更重要的是，當顧文發(fā)表后，錢玄同還給予了大力支持，馬上在同一刊物上表態(tài)，稱該學說“精當絕倫”，由此激發(fā)了當時的史學大論戰(zhàn)。這一論戰(zhàn)的后果是很明顯的，至少，它瓦解了舊的史學系統(tǒng)，使中國的經(jīng)、史研究可以跳出以先入之見為準的傳統(tǒng)，而只把經(jīng)學和史學當成單純的學術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