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亂期間學術機關的遷徙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遷徙地址的選擇固然不容易——因為既要考慮到新址是否安全，又要考慮到是否有足夠的房屋放置圖書資料和安排工作人員的辦公生活場所。圖書資料的運輸、工作人員的運送亦非易事。當時搬運的圖書資料等有上千箱，僅文物一項就有150噸重。加上大西南交通很不便利，運輸之困難可想而知。史語所的圖書、文物、資料都是無價之寶，如何妥善保管，避免損失，也是一件重要而又難辦的事情。據(jù)當事者回憶說，史語所剛遷到南溪李莊時，當?shù)厝罕姴恢浪且粋€什么機構，他們見到人類學組的人頭骨及其他骨骼化石，驚異萬端，到了晚上，經(jīng)常有人站在附近的山頭上高喊：“研究院殺人了！研究院殺人了！”當時兵荒馬亂，時有土匪出沒，故研究所的安全乃是一大問題。為了避實就虛，掩人耳目，傅斯年讓人把“善本書庫”的牌子取下，另換上“別存書庫”四個字。他親自召開會議討論治安保衛(wèi)問題，提議每個人床頭上放一面小銅鑼，一旦發(fā)現(xiàn)異常情況，馬上鳴鑼報警，雖然大家哈哈大笑了一陣，但也引起了對安全問題的警覺。

史語所遷李莊后的6年中，最令傅斯年感到頭痛的是研究所工作人員的吃飯問題。由于國民黨政府各機關均遷至重慶，前往四川避難的人極多，所以當?shù)厣钗镔|(zhì)嚴重短缺。為了解決工作人員的生活問題，他經(jīng)常要和地方政府交涉，有時不惜打躬作揖，求告他人。他曾給駐宜賓的四川第六區(qū)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王夢熊寫過不少求助的信，其中有一封信這樣說：

請您不要忘記我們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為職業(yè)的朋友們，期待著食米...

敝院在此之三機關約[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兩項共約一百三十石。擬供應之數(shù)如此. .鳳仰吾兄關懷民物，饑溺為心，而于我輩豆腐先生，尤為同情——其實我輩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瀉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1］

據(jù)傅樂成、屈萬里等人回憶說，在生活最困難的時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盤“藤藤菜”，有時只喝稀飯，實在接濟不上，便靠賣書度日。傅斯年嗜藏書，平日之積蓄，幾乎全部用在了買書上，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是不肯賣書的。他賣書換來糧食，除解決自己的燃眉之急外，還周濟朋友。董作賓家庭人口多，生活無保證，傅斯年就拿賣書的錢接濟他。

在那戰(zhàn)亂的年代里，史語所之所以能夠保持較高的學術水準，關鍵還在于傅斯年注重選拔、培養(yǎng)學術人才。傅斯年具有不同于常人的膽識和魄力，不管生活多么困難，環(huán)境如何動蕩，他仍一如既往，把人才選拔培養(yǎng)當作自己的重要職責。他選拔人才務求德才兼?zhèn)洌^“德”是指學術品德，即不慕權勢、不求富貴，熱愛歷史學、語言學，具有為學術而奮斗終生的精神。所謂“才”，是指具有扎實的學業(yè)基礎和敏銳的分析能力，在學術研究方面有潛力、有培養(yǎng)前途。只要符合這兩個條件，他千方百計地網(wǎng)致，不符合這兩個條件，無論有什么樣的關系和靠山，抑或是自己的親朋好友，他也拒之門外。

而今馳名海內(nèi)外的學者中，不少是他于戰(zhàn)亂期間選拔培養(yǎng)成才的。如嚴耕望1941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后，曾跟隨錢穆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繼續(xù)深造，后受安徽學院之聘前往任教，旋因戰(zhàn)亂滯留重慶。素聞史語所具有全國一流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條件，他便萌生了入史語所繼續(xù)讀書的念頭，但苦于無人推薦。后來有人告訴他：“傅孟真先生的脾氣比較特別，請有名的人介紹，未必能成功，不如自己寄幾篇論文去申請入所，他若果欣賞，就可能成功。”嚴耕望抱著無可奈何、姑且一試的心境，于7月中旬寫了一個申請書，連同自己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三篇論文，直接寄給了傅斯年。想不到時過不久就收到傅斯年寄來的快信，信中說：照論文的程度可作助理研究員，但論資歷只能作助理員。這著實使嚴耕望喜出望外。此后，嚴耕望學習更加刻苦認真，加上具有良好的環(huán)境，有名師指導，不久他就寫出了許多關于古代政治制度的論著，終于成為頗有成就的知名學者。

［1］　轉(zhuǎn)引自那廉君：《追憶傅孟真先生的幾件事》、《傅孟真先生軼事》，《傳記文學》（臺灣）第十四卷第六期、第五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