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課堂上，傅斯年是學生的“良師”，在課下，他也是學生的“益友”。他雖然工作異常繁忙，但仍喜歡抽時間與學生談天，誘掖引導他們多讀書、求真知。曾在中山大學就學的溫梓川回憶對傅斯年的印象說：

記得那年秋季開學時，中山大學請來了一個肥頭胖耳的大塊頭，他有一頭蓬松的亂發(fā)，一對玳瑁的羅克式的大眼鏡，他經常穿著那時最流行的大反領的ABC襯衫，沒有打領帶，外面罩上一套白嗶嘰西裝，那副形容，說起來就是那類不修邊幅的典型，但卻顯出了與眾不同的風度。他似乎永遠是那么滿頭大汗，跟你說不上三兩句話，便要掏出一方潔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設的民俗學會內，埋頭伏在室中央的一張大方桌上寫著什么。［1］

［1］　溫梓川：《傅斯年》，《傅孟真?zhèn)饔涃Y料》（三）,（臺）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1頁。

當溫梓川提出要買一本《民間文藝叢話》的時候，傅斯年便耐心地詢問他是哪個班級的學生，是否喜歡研究民間文學，對于本校編印的這類書有何意見。溫說這書封面裝幀缺乏美感，傅斯年提醒他說，如果書的內容吸引了你，那就不必過分注重書的封面，其實做人也是一樣，“要樸實無華才好”，即便家庭生活富裕，也不可有紈绔習氣。同時告訴他，如果喜歡看歷史資料的話，有空就可以來這里看。

傅斯年喜歡和青年學生接觸，尤其關心愛護那些聰明好學、成績優(yōu)秀的學生。他在中山大學親自教誨指導過的學生，后來成為名家的不少，陳槃就是其中的一個。傅斯年來到中山大學時，陳槃正就讀于中文系本科二年級，他除了按課程表的安排聽傅斯年的課之外，平日與之并無接觸。1928年上學期，傅斯年講授《中國文學史》課，要求學生作一篇關于《離騷》的作業(yè)，他發(fā)現陳槃的文章寫得有新意，便欣然寫下一大段評語，并親自把陳槃找來面談，予以鼓勵。就在當天下午，陳槃被一名居心不良的同鄉(xiāng)誣陷而遭逮捕。傅斯年聽說后，一面拿出一百塊大洋打點“獄卒”，使陳槃免受皮肉之苦，一面設法營救。他親自找有關當局交涉，很快將陳槃保釋出獄。若非傅斯年全力救助，那后果是不堪設想的。每當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陳槃總是感恩涕零，對于傅斯年的再造之恩沒齒不忘。［1］

對于學習成績好但家境貧寒的學生，傅斯年盡量想法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完成學業(yè)。他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以后，得知陳槃經濟困難，便讓他承擔史語所的一些研究任務，每月給他25元補助。后來受聘到史語所整理《明實錄》的李晉華，當初也是因為得到了傅斯年提供的這種補助才最終完成學業(yè)的。

傅斯年熱愛教育，重視教育，尤其重視培養(yǎng)選拔有才華的學生，視此為振興中華學術的根本保證。但是他的理想不只是做一個大學教員，也不只是做一般的教學行政工作，他要將自己學到的科學知識、方法付諸實踐，組織起一批優(yōu)秀的學者進行“集眾”的研究，成就中華學術的大事業(yè)。

1927年8月，傅斯年剛來到中山大學半年多時間，便開始實施他的“集眾”研究的計劃，創(chuàng)辦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并出任研究所籌備主任。不久，語言歷史研究所正式成立。10月16日，傅斯年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商議出版學術刊物事宜。會議決定由楊振聲、顧頡剛、余永梁、羅常培、商承祚等人編輯《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顧頡剛、楊振聲、杜定友等人編輯《圖書館周刊》，鐘敬文、董作賓等人編輯《歌謠周刊》（出版時改名為《民間文藝》）。關于創(chuàng)辦語言歷史研究所的目的，當年11月1日出版的《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發(fā)刊詞》講得很清楚：

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發(fā)端甚早，中國所有的學問比較成績最豐富的，也應推這兩樣。但為歷史上種種勢力所束縛，經歷了二千余年還不曾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我們生當現在，既沒有功利的成見，知道一切學問，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習，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的權威之下。所以我們正可承受了現代研究學問的最適當的方法，來開辟這些方面的新世界。語言歷史學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學同手段，所差只是一個分工。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遺址發(fā)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2］這篇《發(fā)刊詞》未署作者姓名，董作賓斷定“必是孟真先生的手筆”。而顧潮《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則認為是顧所作。從《發(fā)刊詞》的學術觀點、基本主張來看，與傅斯年當時的思想最相吻合，與傅斯年后來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如出一轍，故我們認為它應出自傅斯年之手，如果是他人起草的話，那么基本思想也肯定是傅提出來的。

［1］　參見陳槃《懷故恩師傅孟真先生有述之二》，《傳記文學》（臺灣）第十一卷四期。

［2］　轉引自董作賓《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學術上的貢獻》，《大陸雜志》（臺灣）二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