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留學期間，與韋蓮司女士交往過程中，據(jù)以上資料來看，是有過一段曖昧的關系，但他們終未形成三角戀愛關系，可以說是“發(fā)乎情、止乎禮”。這一點也可從他后來在1921年與高夢旦的對話中得到證明。高贊揚胡與冬秀的婚事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胡答對說：“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難受?！庇终f：“我不過心里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可見思想上是有斗爭的。然而，胡適畢竟是自幼受傳統(tǒng)教育很深的人，母命難違，所以他說：“吾于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于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這就是他對待家庭、婚姻、朋友的態(tài)度。正因為如此他的朋友很多。在留學時經常往來的有趙元任、任鴻雋、楊杏佛、梅光迪、朱經農、張奚若、張慰慈等；女朋友除韋蓮司女士外，與廋琴女士、陳衡哲女士等都很要好。胡適提倡文學革命、試作白話詩，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給了幫助。但梅光迪反對白話文最力，他曾勸胡適“不要用新潮流去哄國人”。胡適回答他說：“法國革命始于‘作詩如作文’”。表示了決不后退的奮斗精神，并指出使用白話文的深遠意義。任、楊等人，雖然反對過他，但后來態(tài)度有變化，與他作白話詩，互相唱和，事實上給他許多幫助。他與陳衡哲女士認識較晚，此前雖未見面，但見解較一致，積極支持他的文學革命主張，所以通信很多。他們1916年同為《留美學生季報》編輯，1917年胡任主編，陳為編輯之一(15人中排第一名)。第一期上，胡適發(fā)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及多篇詩文。陳刊出白話小說《平和與爭戰(zhàn)》。第二期上，陳又發(fā)表白話小說《一日》，詩《寒月》、《西風》兩首及《記某軍官之言》等詩文。在我國文學史上，作白話文小說，她算是較早的一位。之前，她翻譯外國小說，還是用文言文哩!顯然她作白話文是受了胡適的影響，可見他們這時在“文學革命”的旗幟下是一個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了。這種友誼當然是很珍貴的。所以胡適在未見面前短短5個月的時間里，竟向她寫了40多封信，這是可以理解的。胡適在總結自己的文學生涯時說，“若無叔永、杏佛，定無《去國集》。若無叔永、覲莊，定無《嘗試集》?！庇终f，“回首四年來，積詩可百首?！疅熓颗锛儭?，大半出吾友?！庇纱丝梢?，胡適在文學事業(yè)上的成就，是與其朋友的切磋問難分不開的。當初誰也沒想到他們討論白話文，試作白話詩竟會在中國文化史上開創(chuàng)了新文學革命的新篇章。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他們都是有貢獻的，值得紀念。

1917年5月22日，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通過博士論文的最后考試，論文題目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于是結束了7年的留學生活。之前陳獨秀來信說，“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既不愿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將虛位以待。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沒有等拿到博士文憑，毅然決然，決定回國。在一首“將歸之詩”里，他說：

“此身非吾有：

一半屬父母，

一半屬朋友。

便即此一念，

足鞭策吾后。

今當重歸來，

為國效奔走。”

以此來表達自己回國的心愿及那時的思想情緒。行前胡適曾拜訪杜威教授，杜威囑咐他說，今后有關于遠東時局的言論，可以寄來，當代為找地方發(fā)表，表示十分關切，為此他十分感激!隨后胡適于1917年6月9日離開紐約，即到綺色佳，與康奈爾大學的師友們辭行。時住韋蓮司女士家。他說：“在綺五日，殊難別去，韋夫人與韋女士見待如家人骨肉，尤難為別?！?見留學日記)14日離綺色佳，經加拿大乘船過日本，與張慰慈同行回國；張為胡適在上海澄衷讀書時的老同學，1912年來美，后在埃阿瓦大學(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學位。舟中無事，一天胡適在日記中節(jié)錄了國內進步文學團體“南社”社員柳亞子寄楊杏佛信一則。其中有批評胡適的白話詩的話，略謂“彼創(chuàng)文學革命。文學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話詩直是笑話?！庇终f：“文學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舊，理想宜新，兩言盡之矣。”胡在節(jié)錄了上述言論后，反駁說：此書未免有憤憤之氣。其言曰：“形式宜舊、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舊，則不成理論。若果如此說，則“南社”諸君何不作《清廟》、《生民》之詩，而乃作“近體”之詩，與更“近體”之詞乎?從上所述，可見當時一些較進步的詩人，對白話文作詩也是持有異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