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文化消失”的觀點，其實已經(jīng)被證明是“不怎么啟蒙的論點”了。也就是說，西方人對“文明”的自覺所引申出來的幻像，被灌輸?shù)疥P(guān)于其他民族的學術(shù)觀點中去時，成了現(xiàn)代人類學一直爭論不休，而時常因此落入無用境地的主要問題。然而，簡要地思考一下人類學對于“他者”的看法，薩林斯提出如下幾點批評：

首先，那套把非西方土著人描述為“沒有歷史”的文化的論點有其缺陷。這套論點中所謂的非西方人“沒有歷史”，其實顯然是相對于西方的進步性而論的。當西方人接觸到美洲、亞洲、澳洲或太平洋島嶼的人民之前，就把他們標定為“原住民”（pristine）和“土著民”（aboriginal），似乎他們與其他社會沒有歷史上的聯(lián)系，從來就不曾被迫在生存上相互適應(yīng)。

其次，文化沖撞和受西方浸染而出現(xiàn)的心理失常，導致了一個學術(shù)上的重要后果，那就是在20世紀中期流行起來的“失望理論”（despondency theory）?！笆碚摗笔恰耙栏嚼碚摗保╠ependency theory）的邏輯先導。失望理論的一個推論便是，如土著人幸存下來，他們即要變得與西方人一模一樣。啟蒙思想認為，理性與進步是全人類的一種美好未來。19世紀的“單線進化論”是這種普遍理性的啟蒙觀念的一種人類學延續(xù)。而時至1957年，在一部后起的“經(jīng)典”《經(jīng)濟增長的階段》一書中，沃特·羅斯托（Walt Rostow,1916～2003）也列出了一個從“傳統(tǒng)社會”到“高度大眾消費的時代”的五個發(fā)展階段的單線性序列（羅斯托可能是注意到人類社會演化的積累等于購買的頭一人）Walt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然而，事實證明，當受帝國主義傷害的幸存者開始捕捉他們自己的現(xiàn)代史的時候，失望在西方“文明”的權(quán)力中也就成了另一種“不怎么具有啟蒙意義的觀念”?，F(xiàn)在有許多民族投入到保護他們的“文化”的運動中去了。他們?yōu)榱丝咕車遗c國際對他們自己的“文化”——比如危地馬拉的瑪亞和哥倫比亞的圖卡諾——的支配，他們自己既離開了資產(chǎn)階級的右派也離開了無產(chǎn)階級的左派，而認為同化論者的壓力應(yīng)被拒斥，因為這會使他們的民族性變成國家建設(shè)與資本帝國主義建設(shè)的犧牲品。與西方預料的進化論命運不同，即所謂的“野蠻人”各不相同，也永遠不會變得與我們完全一樣。

以同樣的意向，隨著20世紀的時間推移，韋伯提出了對不同宗教意識形態(tài)所承受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可能性進行比較的日益新奇的計劃。韋伯主義者對于實際行動的宇宙觀組織的討論，絕對并不新奇。越來越變得不可思議的似乎倒是，韋伯主義者越來越變得僵化于一個問題上，他們不停地追問：為什么某一個社會不能夠獲得資本主義這種西方人所知道并熱愛的人類歷史至善狀態(tài)？這也是啟蒙思想的殘余。

針對《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薩林斯認為此書所提出的觀點，是資本主義晚期人類學成為一種贖罪式的“文化批評”的宣言，它是以一種道德上值得贊許的分析方式大量使用其他社會的例子來作為改正西方最近所遇到的任何麻煩的托詞。在這種“文化批評”中，似乎非西方民族是為了西方才建構(gòu)他們的生活的，似乎是為了解答西方種族主義、性別主論、帝國主義等邪惡才存在的。倡導這樣文化批評論的人類學，其特點并不簡單在于由道德來裁決論點，而在于道德作為一種先驗的說服性而成為論點本身了。引薩林斯的話說：

真與善變成同一個東西。然而，由于道德價值通常是由（以及為）分析家所提供的一種外在屬性，因此要改變那些符號就十分容易，這便導致某種令人好奇的既不贏也不輸?shù)碾p向束縛式爭論那樣的怪事。一方面是西方資本主義擴張掠奪的后果，另一方面則是當?shù)厝艘勒账麄冏约何幕械奶幨勒軐W來自動地把這些效果安排得秩序井然。經(jīng)驗上的結(jié)論可能是對立的，在同樣的道德背景上，二者都可被否證，并且通常如此。因為談到土著民族的歷史能動性（可能確有其事），那就會忽略西方世界體系的專制，而因此在思想上陰謀促成暴力和支配。相反，如果我們討論帝國主義的制度性霸權(quán)（可能也確有其事），那就忽略了人民為文化生存所進行的斗爭，這樣在思想上也可能促成西方暴力與支配。替代性地，我們可以使全球化的支配和地方性自治在道德上都有說服力，為了那些土著民族的利益而稱地方性自治為“反抗”。這是一種不輸?shù)牟呗?，因為這兩種特征是矛盾的，而且聯(lián)合起來的話，就能涵蓋任何一種歷史終極性Sahlins, “What is Anthropologcial Enlightenment·, 見P.3。。

薩林斯認為，西方觀念中歷史的終極性的論點并不符合20世紀晚期世界各地文化演變的現(xiàn)狀。這首先表現(xiàn)為一個事實：20世紀末期，非西方的所謂“土著文化”出現(xiàn)了重新振作的趨勢。換言之，那些西方被依附論者認為已經(jīng)死了或正在死去的民族，正在使他們的依賴性變成自己獨特的文化理論。比如，許多獵人和采集者靠著狩獵和采集生活。直到1966年，在芝加哥大學召開的題為“人類狩獵者”（Man，the Hunter）的著名研討會上，大多數(shù)與會者以為他們當時談?wù)摰念}目聽起來與今天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然而，時至今日，跨越我們地球的北部地帶，在整個北極和歐洲向北極的延伸地帶，在西伯利亞和北美，從事狩獵、捕魚和采集的人們，還是通過利用工業(yè)技術(shù)，以舊石器時代式的生活方式生存著。北部地區(qū)獵人的生存，也并非簡單是他們離群索居的結(jié)果。恰恰相反，他們的生存依賴的是現(xiàn)代的生產(chǎn)、運輸和通訊手段。

薩林斯認為，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區(qū)，“土著民族”[這里指非西方民族]也在充分地捕捉西方現(xiàn)代性的知識與權(quán)力與增加自己文化的力量。最近幾個世紀以來，與被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所統(tǒng)一同時，世界也被非西方土著社會對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力量的適應(yīng)重新分化了。在某種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質(zhì)性與地方差異性是同步發(fā)展的，后者無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這樣的名義下做出的對前者的反應(yīng)。因此，這種新的星球性組織才被我們描述為“一個由不同文化組成的[大寫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這是一種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組成的世界文化體系。這即是指對于他們的“文化”的自覺，是一種被生活和保護著的價值。世界上沒一種族群不在在談?wù)撍麄兊摹拔幕被蛘吲c文化類似的地方性價值，而他們?nèi)绱苏務(wù)撌且驗槟壳盃顩r恰恰是，這些文化的生存正在受國家或國際力量的威脅。換言之，“文化自覺”的真實含義就是，不同的民族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間，它所代表的方案，就是現(xiàn)代性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