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狂潮，串上東北局勢的大變化，法幣不自殞滅，連帶關(guān)金券、東北券、臺幣，都染上了黑死病。法幣幾乎不能在農(nóng)村立腳，農(nóng)村早已回復到銀元本位、糧食本位、物物交換的經(jīng)濟狀態(tài)去；城市中的交易，也轉(zhuǎn)為金條本位、糧食本位、銀元本位，把法幣當作輔幣看待了。誰都巴望有法幣頭寸，誰都不敢留下那些法幣現(xiàn)鈔。

所謂法幣者，就是軍政費用的籌碼，一邊從印刷廠出來，一邊就用飛機火車運出去，一邊又用飛機、火車、輪船運回幾個大都市來，作為搶購物資的籌碼。滿街袁世凱、孫中山的幽靈① 出現(xiàn)，蔣先生的政治生命，便不斷如縷了。等到蔣先生知道法幣的洪水，將要沖倒他自己的政權(quán)，已經(jīng)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了！

1948年夏天，蔣先生忽然到莫干山去避暑了，跟著上山的，就有行政院長翁文灝、經(jīng)濟部長王云五。這暑避得不平凡，這兩位先生又匆匆下山了。這一來，金元券登場了。金元券究竟是個什么東西呢？本來是準備著改革幣制的一種新法幣，外間也早有“孫幣”的傳說；后來，軍事情勢不利，又有六省通幣的說法。（只通行廣東、湖南、福建、江西、浙江、江蘇這六省的通幣。）最后，決定了金元券，還是虛金本位那套理論。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幾乎在金元券上，都有過慘痛的記錄的，至今日猶有余痛的很多。

說來，還是我們這一群老百姓是老實的，明知國民黨那一群人，沒有一個是干凈的，真所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盡”，從皇親國戚到天子門生，誰都伸不出一只干凈的手來。那時，蔣先生就放出他的王牌來了，叫經(jīng)國到上海來擔任東南區(qū)的經(jīng)濟特派員。他是帶著新贛南的政治資本到上海來的。他從不貪污，敢作敢為，不畏權(quán)貴。他的神話，引起了老百姓的種種幻想。

經(jīng)國一到上海，他知道今日之事，又得運用留俄同學那些老干部了。于是高理文、俞寄虞、彭健華、徐季元重新在這一重大任務之下集合起來。他除了調(diào)集戡建大隊到上海來，大部分工作人員，都從漁業(yè)管理處調(diào)用過來，也是新贛南的舊人為多。

經(jīng)濟特派員，究竟怎么一種政治地位呢？既非市長，權(quán)力比市長還要大；既非警備司令，他可以指揮警備司令；事實上，市長已經(jīng)奉命把警察局的調(diào)遣全權(quán)交在他的手中了。說起來，倒像是明清時代的欽差大臣，有著上方寶劍，可以先斬后奏的。這位欽差大臣，就在中央銀行樓上辦公，他自己就住在霞飛路① 西頭的一所私寓里。

這一回幣制改革，乃是蔣先生政治生命的生死關(guān)頭。經(jīng)國也以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決心到上海來的。記得那年中樞決定讓他去擔當新疆危局之日，他說過這樣的話：“只要對國家有利，我個人甘冒一切危險，什么都可以犧牲的。”不知他那回到上海來做改革幣制的特派員，是不是也下了這樣的決心？或是掉之以輕心的！

然而，一切應上了一句古文上的話：“狂瀾既倒，只手難挽，大廈將傾，一木難支?！彼皇谴蜈A了第一回合，到了第二回合，便槍法大亂，落荒而走了。記得有一天，舊歷的八月十七日晚上，看潮專車正隆隆過去，他的寓中，寂無聲音，他摸著下巴微笑，面對著一位經(jīng)濟專家，這專家即是今日在大陸赫赫有名的冀朝鼎，研究第二步推進計劃。

看來，金元券政策，已經(jīng)渡過最大的難關(guān)，可以有穩(wěn)足的希望了。哪知，那天夜半，就已注定了失敗的命運了。冀先生剛走出了大門，進來的是警察局的副局長Y君，他對他作了報告，他還是摸著他那紫棠色的下巴。

有一天晚上，經(jīng)國找了上海新聞界的首腦人物在他的私寓中吃晚飯。飯后，王蕓生和胡健中都說了話，他也說了話，話說得很懇切。這是他在上海大刀闊斧干了以后，第二個月的事。散場時，已經(jīng)午夜了。某君在車上問我：

“你們希望金元券的幣制改革能成功的吧！”

我說：“不成功，那就完了！不過，理論上是應該成功的，事實上，看來是要失敗的！”

他問我：“經(jīng)國的看法如何？”

我說：“忽然要找新聞界吃飯，那就是快要失敗的預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