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先生與經(jīng)國之間，關(guān)系究竟怎樣？這倒是頗有趣的課題。經(jīng)國，他是毛夫人的兒子，他的父親與毛夫人的關(guān)系，在形式上已經(jīng)解除了。毛夫人依舊住在溪口的老屋中，吃她的長齋，有了這樣一個兒子，她的老境頗不錯了。經(jīng)國一向?qū)κY先生的政治路向作何種看法？也有種種說法。

他曾經(jīng)成為（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黨員，那是無疑的。那位俄國太太（蔣方良），她是鐵工廠女工，也是共產(chǎn)黨黨員，也不算什么秘密了。但他在俄國那十四年中，正當蘇聯(lián)政治中心變化最多的時期，這筆賬一直也算不清。說經(jīng)國的左右，有許多托派（托洛茨基派）的人物，也可以這么說的?？墒?，究竟托派是怎么一回事？中國的托派和蘇聯(lián)的托派，是否同一模型？也是一個問題。

以我所理解，托派并不如史太林派所渲染得那么可怕，也不如一般所想像那么開倒車。留俄的中國學(xué)生，究竟有多少變成了托派，誰也弄不清楚。所以，泰和人說“贛州赤化了”的話，并不曾在重慶引起什么反應(yīng)。

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此：一切政治、主義都是幌子，抓實權(quán)才是真正的動機。經(jīng)國至少懂得“寧為雞口、毋為牛后”的粗道理，他想自成一種政治勢力，寧愿替自己的父親搖旗，不想替中共吶喊，那是顯然的。

這位吃俄國湯長大的專員，他穿起了長衫，拿起筷子吃起中國菜來，照樣順手得很。他并未搬出馬克思，也很少講孫中山。他時常喊的口號，是“蔣委員長是中國的太陽，人類的救星！”搬出來的神像是王陽明，造了一所闊大的陽明堂。父子之間若干步調(diào)，顯然很調(diào)和的。那一時期，凡是蔣先生想試一試的政策，都把贛南當作試驗所，看看政治的后果怎么樣。蔣先生雖說沒到過新贛南（直到勝利后第二年，才到了一次），對于新贛南的種種，卻很掛心的。

有一回，高理文到重慶去找經(jīng)國，恰巧經(jīng)國夫婦都不在，就在客廳上坐等了一回。一回兒，蔣先生回來了，看見這個矮矮的客人，問左右：“這是什么人？”左右說他是從贛州來的。也就請他進去，交談了一番，主席（蔣介石）自己先介紹自己的姓名，高理文也自己通報上名去，于是從蘿卜菜問到豬肉、雞蛋，連贛南的人情風俗都問到了。蔣先生對經(jīng)國的賓客，是刮目相看的。我時常說：“中國人總是中國人，燒成了灰，也還是中國人！”我們不要忘記經(jīng)國正是中國的人。

穿插在這對父子之間，那時有一件不幸的悲劇，就是毛夫人在溪口被日本飛機炸死了。那年冬天，經(jīng)國本來已經(jīng)托他的母舅把母親順路接到贛州來。哪知，他的母舅在上海多玩幾天，不幸就碰上大劫了。毛夫人死的日子，正是12月25日。那日子，正是蔣先生西安脫險的日子。

他（蔣介石）西安被困時，毛夫人曾禱告上蒼，愿以身代。她死的日子，又是這么巧合。他聞訊大慟，為之兩日不見客。這對于他們父子之間，情感的加深，也是有關(guān)系的，蔣先生也正是中國人！那位宋美齡也是最現(xiàn)實的人，對于政治動向，她也是很敏感的。經(jīng)國起而代替她，成為蔣先生晚年的手杖，其間并沒有多大的矛盾！

經(jīng)國格外把父親的地位：捧得高，喊起來，“委員長”、“主席”、“我們的領(lǐng)袖”，和其他部屬，用著同樣的口吻；蔣（介石）的生辰，那狂熱慶祝的情況，不僅是空前，而且是絕后的。蔣先生什么時候才開始注意這一兒子的作為，我也無從揣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