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批判吳晗、羅瑞卿、彭真，鄧小平不能接受，這種反常的政治批判和置人于死地的做法，使經歷過幾十年政治風浪的鄧小平也感到難以理解。

然而，他同情羅瑞卿、彭真，卻又無回天之力，只能采取回避的方式。后來，他回憶說：“彭真的問題本來不大，我沒有附和，送了半筐桔子給彭真，表明態(tài)度?！?/p>

“艱難困苦，玉汝玉成?！碧剿髦袊锩牡缆肥乔鄣?，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同樣是曲折的。1966年至1976年，鄧小平在“十年內亂”中兩次受到錯誤的批判和斗爭，并被撤銷一切職務，經歷了革命生涯中最艱難、最曲折的時期。

20世紀60年代，當中國剛剛從“大躍進”造成的巨大困難中恢復過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yè)都呈現勃勃生機的時候，“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地上爆發(fā)了。它猶如狂風暴雨，從天而降，打斷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發(fā)展的正常進程。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fā)，決不是晴天霹靂，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當代中國經濟、政治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而是1957年以后“左”的錯誤發(fā)展的邏輯產物。

1965年10月，毛澤東在同各大區(qū)第一書記的談話中指出，要備戰(zhàn)。各省要把小三線建設好。不要怕敵人不來，不要怕兵變，不要怕造反。他又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過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國際，迷信中央?，F在你們要注意，不管誰講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確的，你們可以不執(zhí)行。

11月10日，上?！段膮R報》發(fā)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姚文元的這篇點名批判文章，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所謂“單干風”、“翻案風”聯系起來，硬說“‘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焦點”，《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毛澤東批準發(fā)表這篇文章，并示意全國報刊轉載。這篇文章的發(fā)表，以及隨之而來的群眾性的批判運動，成為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姚文元這篇文章名曰評《海瑞罷官》，似乎矛頭是對著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進攻的矛頭直接指向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市長的彭真和由彭真主持工作的中共北京市委。關于這一點，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得很清楚：“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备顚拥哪繕?，則是指向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

對于此事，江青于1967年4月12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作了透露：“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于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并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于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到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是有點關系，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中國有句古話，叫作“賊不打百日自招”。江青的這番話，不打自招地暴露了她組織張春橋、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險惡用心。

但是，對于這篇文章起草和發(fā)表的內幕和深刻背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來勢迅猛的政治批判高潮的真實目的，當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劉少奇和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鄧小平均不知道。盡管如此，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領導人，還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量試圖把這場運動限制在“學術討論”的范圍內，并使運動盡可能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有領導、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他們的努力，曾經收到過一定的效果。

吳晗是我國著名歷史學者，尤其以在中國古代史，特別是明史研究中的突出造詣為史學界所稱道。他不但埋頭著書立說，而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勇敢地投入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被譽為“民主斗士”，同時，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根據黨組織的分工，他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在知識分子中為黨做了大量工作，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可貴的貢獻。新中國誕生后，吳晗擔任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分管文教工作。工作之余，他常和鄧小平在一起打橋牌，彼此熟悉，友誼深厚。鄧小平不稱他的名字，而叫他“教授”。1965年，當吳晗聽到有人正準備批判他為北京京劇團寫的《海瑞罷官》時，思想壓力很大。彭真向鄧小平反映此事后，鄧小平說：“馬連良主演的那個海瑞戲我看過，沒啥子錯誤嘛。有些人總想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對別人一知半解，抓著一點辮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這種人。你告訴教授，沒什么了不起，我們照樣打牌!”鄧小平還對彭真說：“政治和學術一定要分開，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險的。這將會堵塞言路。”隨后，在一次打牌中，吳晗有好幾次出錯了牌，后來竟索性把手中的牌全扔在桌子上，說：“小平同志，今天實在對不起了，我沒有一點打牌的心思，我……”鄧小平寬慰他說：“教授，別這么長吁短嘆的，凡事都要樂觀些。怕什么，天還能掉下來么?我今年61歲了，從我參加革命到現在，經歷了那么多的風浪，都熬過來了。我的經驗無非兩條，第一不怕，第二樂觀。向遠看，向前看，一切問題都好辦了。有我們給你往前頂，你總可以放心了吧?”吳晗的心情平靜下來，他們又繼續(xù)玩起來。